贵州过去封闭落后，与中原交流甚少，经济始终处于原始状态。除播州宣慰司境内的庄园经济较为发达外，而其他地区仍停留在农村公社阶段，更有甚者，有的还存在着大量奴隶制或原始公有制残余。土官“世有其土，世长其民”，不仅拥有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而且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不准土地自由买卖，不准农民迁徙，致使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然而明代贵州建省之后，明王朝基于贵州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严峻现实，于是推行“移民实边” “移民就宽乡”的政策，招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楚精英之族”移居黔中。这些外来移民披荆斩棘，用辛勤的劳动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重建家园，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这块热土中。他们修卫所，建屯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修民舍，建街区，兴学育才，务农经商;他们宣扬中原文化，发展商业贸易，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手工工艺，把贵州经济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卫所与军屯
明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制定卫所制度，每卫军额五千六百人，士兵称“军”，另立军籍，世代为军。卫所是一种组织严密、以军事功能为主，兼具生产、政治、文化、教育等功能的特殊社会组织。每个卫所都划出一特定区域，与其所在地的府、州、县相区分。多数卫建有专城，守御千户也建有城堡。一般每卫设左、右、前、后、中五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
明洪武六年(1373)，明王朝设贵州卫指挥使，十五年(1382)置贵州都指挥使，二十六年(1393)又设贵州前卫指挥使司。贵州卫和贵州前卫都下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堡、哨、铺。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统计，仅贵州都司所辖的十八卫二所就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口，其中多为汉人。
卫所建立后，粮饷供应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解决军粮这个棘手的难题，朱元璋经过反复考量，于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采取了以下对策：一是各府、州、县及土官纳输;二是戍兵屯田，“就粮自赡”;三是实行“开中”，令盐商中纳。自此，揭开了贵州军屯、“开中”的序幕。
首批军屯的卫所是“普定、普安、乌撒”等卫。在此后的十多年间，贵州各卫纷纷屯田。卫所的屯军，原先都是中原、江右的农民，进入贵州后，以百户所为单位设立屯堡，“三分守城，七分下屯”，寓兵于农，在卫所附近开垦土地。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自赡军食，收取屯田子粒。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属各卫，共屯田九万余亩。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军屯的官兵多为汉族移民，而后来发展成乡镇的堡则成为汉族移民的居住点。一旦列入军籍，父子相承，不得脱籍。
商屯
据《贵州通史》所载，“因贵州卫军粮不敷官兵食用，奏准招募商人于本处纳米中盐以给军食，首先在贵州实行‘开中’。以后，各卫所均按此法，以‘开中’补给军粮，并通过商人运销两浙盐、两淮盐、川盐、滇盐，解决贵州缺粮、缺盐困难，商屯也因此而兴。”
由此可见，商屯是为满足边远地区军队粮饷而采取的一种补充手段。其办法是由商人从内地把粮食运到卫所，然后按交纳粮数，发给商人“盐引”(领盐凭证)。商人凭“盐引”到产盐地领取食盐，运往指定地点销售。这种招商输粮而给予“盐引”的办法，后来发展成商人在边塞当地招募民众垦荒屯种交粮，这种商人管理的屯田就是商屯。贵州不产盐，商屯在贵阳也有。屯田制度的推行，汉族大量移民，使贵阳汉族数量大增，土地得以开垦。移民带来的先进农具与耕作技术，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确保了军事控制和驿道畅通。
民屯
明代在贵州的屯田，除军屯、商屯外，还有民屯。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天下卫所、州、县皆事垦辟矣。”又说“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
民屯的特点如下：第一、通过政府行为“移民就宽乡”是一种途径，由政府“招徕游民”或“以罪徙者实之”，是另一种途径;第二、民屯与军屯分属两个管理系统。民屯“领之有司”，即归府州县所管，上达行政的省布政使司;军屯“领之卫所”，隶属军事部门的省都司;第三、因民屯系由官府组织，通常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而且给予优惠，三年内起科(对农田计亩征收钱粮)。
而贵州所谓的“调北填南” “调湖广填贵州”就是“移民就宽乡”，是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嘉靖《思南府志》有如是之语：“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由此可见，当时进入贵州的屯民，不少是来自江西的商人和农民。如清代贵阳著名的高氏家族，其先世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入黔，落籍贵阳北衙，从事民屯。
据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嘉靖年间，由于四川饥荒，流民入境者络绎不绝，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他们往往“亲戚相招，缠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致使“蜀中、江右(江西)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这些进入贵州从事民屯的外来移民开垦荒地、养殖牲畜、兴修水利、种植经济作物，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改变了贵州农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明人徐霞客在《黔游日记》有如是之语：丰宁上司东北二里的村庄“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独山兔场附近，“环塍为田，直抵其底”;麦冲，“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贵阳青岩，“两山夹中……犁而为田”;平坝龙潭东峰之下，“其中平坞一壑……两旁多犁为田”;又如安南卫(今普安县城)附近，“其上皆塍为田，水盈不渗”;普安老鸦关西南，“丘垤纵横，皆犁为田”;“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普安城西，“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普安南板桥，“内坞复开，中环为田”;“其中回洼下陷……展土为田”，“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
又据万历《贵州通志》所载，当时贵州已有“民户六万六千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大多为“蜀中、江右(即江西)之民”。
来源丨贵州政协报、黔中文化
来源： 安顺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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