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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冯俏彬时代问答]

2023-07-24 06:35:43 汽车百科 阅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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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可能是相关行业人士都值得关注的知识,在此对冯俏彬时代问答进行详细的介绍,并拓展一些相关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为您带来帮助!

网上有个段子很流行:每到年底,中国仿佛陷入一些西方媒体和悲观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老百姓把货币兑换成食物、许多家庭在门口张贴祈福标语……他们怀疑这种现象是“经济危机”,而在中国,这叫“过年”。

这则中式幽默的背后,不仅描绘了中国春节的特别意义,更让人不由得感叹和思考: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要讨论这个话题,不妨先看看这几十年来,世界怎么样,中国怎么样:

往远了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之后迅速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股市汇市一路下跌,许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萧条。

往近了看,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深陷其中,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场危机的阴影至今仍在。

再来看中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5%;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这正应了春晚小品中那一句“放眼全球世界,风景这边独好”。

当然,有些更重要的内容藏在数字背后,那就是中国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的“中国底气”“中国能力”和“中国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几十年来未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关键密码。

2019年9月24日,“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面向公众开放。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中国底气

中国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个类比:一个人为什么从来没有生过大病?

没错,首先他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而中国,正是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练就出一副硬朗的身子骨。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底气”。

这份底气,首先来源于现实中取得的发展成就。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其中,有几个数据格外引人注目:

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

观察这几组关键数据,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竞争力获得大幅提升,中国建立了基本稳定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同时,工业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空间和潜力依然广阔巨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制图:孙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潜力,确保了当外部风险和危机来临时,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这正是中国经济的韧性。”

可以说,正是这份仍在不断孕育增长着的现实底气,成为了中国在一定时间内不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撑。

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一定有其根本的原因,这个根本底气又在哪儿?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凯恩斯则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经济波动始终伴随着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发展历程,它是一种历史常态或者说是经济体运行的内在规律,只不过会以非常极端的方式——经济危机的形式来集中反映这种波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告诉人民网记者。

那么,这几十年来,中国为何能够有效“熨平”经济波动,从而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单纯的市场经济很难实现宏观和动态的有效配置,而当错配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间,寻找到一种创新和平衡,那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欧美市场经济体系的所有制缺陷。同时,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家协调能力,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

刘元春表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在与世界的接轨中不断推动内部的改革发展。同时,我们的政策具有系统性、持久性和稳定性。从‘一五’建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十三五’规划,中国有着统筹谋划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智慧。”刘元春表示。

的确,这不正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定力么?

因此,正是现实底气和根本底气的日益夯实,让中国在自身的发展变革中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蹄疾而步稳地走到今天。

这也正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所讲到的,“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019年6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内,科研人员正在对智能采煤设备进行技术攻关。 耿玉和摄(人民图片)

中国能力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类比:一个人从来没有生过大病,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更要有及时治愈感冒、发烧这样小病的能力。

中国,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过经济波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同样多次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

例如,1988年和1994年前后出现过的较大规模通胀;1991至1994 年伴随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而呈现的资本外逃风险;同时,1997年和2008年的外部金融危机也对中国贸易、金融等领域造成了一定冲击。

不同的是,中国总是能够化危为机,实现自身的结构改革和转型发展。

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创造了令全球惊叹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制图:付长超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例如,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这次危机提升了社会各界对银行稳健经营重要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

连平介绍说,正是因为后续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等股份制改革举措的推出,确保了当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时,中国银行业有充足的资本金和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从而使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经受住了这轮危机的冲击。

除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及时实现化危为机的能力,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实现破旧立新、转型升级。

有个生活中的现象,正在悄悄变化:很长时间内,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却出现国人出国疯狂抢购的状况;如今,越来越多的国货则成为了“爆款”,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不断获得尊重、赢得市场。

这个变化背后,正是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政策思路上,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挑战过程中总结出的实践经验。”张茉楠表示。

那么,同样在应对风险和自我修复的进程中摸索,为什么中国能力、中国办法能行得通?

有力有效并具有主动性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

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积极采取鼓励出口、吸引外资、扩大内需等举措,有力对冲了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08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更大级别冲击,党中央、国务院迅速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通过产业振兴、扩大消费、金融支持、稳定就业等主动的宏观调控举措,有效应对了危机,也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在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确保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等方面,中国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元春认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与西方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有本质差别。首先,中国的宏观调控具有计划性,与中长期的战略规划相结合;同时,中国的宏观调控不是单纯的就经济谈经济,而是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社会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治理机制,有效避免了整体失衡。”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在一次次防范风险、应对挑战的磨砺中,中国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日益显现。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新华社记者 李涛摄

中国经验

有句谚语这样说:好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在防范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的主动作为,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更为全球经济治理积累了一些好经验。

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面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度冲击,中国积极参与G20这一多边机制的政策协调,G20峰会也开始更多着眼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更是贡献了一系列理念和主张。

“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冲击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依靠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积极作为,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同时,中国路线、中国主张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了共识。”刘元春表示。

冯俏彬认为,在防范和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要练好内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同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夯实应对风险的发展基础。

最后,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融入世界。在竞争与合作的历练中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

当然,中国经验还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拓展。

着眼当前,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累积,经济衰退的风险日益增大。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3.2%,为过去10年来最低。

面向未来,中国如何守住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如何有效应对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外开放加快提速的关键时刻,紧密追踪国际金融风险,并及时调整国内相关政策尤为重要。

“要加强跨部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要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建设性地推进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同时,要提升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能力。”王冬胜表示。

张茉楠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则提出了三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叫“望远镜”。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这不是一个短周期,一定伴随着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整个历史发展周期,所以中国要有长期的发展战略眼光,保持好战略定力。

第二个视角叫“透视镜”。全球格局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多重利益纠葛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拨开云雾见天日,通过改革和开放深度洞察真伪命题,以敢于创新、勇于变革的姿态迎接挑战。

第三个视角叫“显微镜”。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时,要善于见微知著和化危为机,抓住恰当时机遏制风险蔓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这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幸。

主持人 周子勋

嘉宾

李 实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张依群 吉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马 珺 中国 社会 科学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让个人所得税覆盖所有高收入人群是改革主要导向

中国经济时报:最近,中央释放“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的重要信号,其中指出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新方向: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对此,应该如何理解这项改革?个人所得税应该如何改革?

李实:8月17日召开的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特别强调让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现在税收没有充分发挥再分配的功能。这与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是相一致的。我们课题组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全部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是扩大收入差距,其中虽然直接税使得居民收入差距略有缩小,但是间接税却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间接税的“扩大效应”远大于直接税的“缩小效应”。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与我们的税收结构上述文章内容就是系:直接税比重低,间接税比重高。比如在2019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6.6%,而增值税占到近40%,消费税占近8%。从调节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间接税是一种累退税,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直接税一般是累进税,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了提高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我们需要改变税收结构,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

让税收发挥更大调节作用还需要实行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可否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有一定作用,但是其作用并不明显。根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项目(CHIP)数据估算的结果显示,2013年个人所得税使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下降不足0.3%,即使近年来个人所得税在政府总税收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它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仍是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所得税在实际征税过程中只是覆盖了工薪阶层,而不靠工薪收入的高收入者往往都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且这个人群数量越来越多。由此看来,让个人所得税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将是其改革的主要导向。

冯俏彬:个人所得税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在7%—8%之间,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后,要改变当前主要对工薪阶层征税的状况,加强对家族财产依托、海外信托、资本利得等重点领域和网络主播、直播、打赏收入等高净值人群的税收征管,以发挥好个税对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加快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共同富裕意味着要让全体人民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税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更加重视维护 社会 公平。因此,“十四五”及以后时期的税制改革,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包容性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作出贡献。我认为,应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整个中国税制改革。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需要注意协调好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的平衡关系,并兼顾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可适当提高资本所得的总体税负水平,缩小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的税负差异,促进要素间税负公平;适时、适度、分步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既要降低综合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也要逐步使劳动所得、资本所得与经营所得的税率相衔接,减少纳税人通过变换所得形式避税的动机,提高纳税遵从度;加大对科研人员、创新型企业的政策倾斜,给予其合理的税前扣除优惠、税率优惠等政策,降低其有效税率水平,鼓励创新。

张依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政府调控具上述文章内容就是键性作用,而首要任务是在现有个人所得税税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重点是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增加个税的累进层级和缴税比例,达到“调节有力、分配合理、对接精准”的目的。同时,完善个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应重点在杜绝避税、逃税问题上下功夫,防止通过个人收入、资产转移少缴漏缴欠缴个人所得税问题。适时开征资本利得税,对投资收益超过一定比例部分按照累进税率征收资本利得税,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鼓励技术创新成果取得收入的个税征缴机制,健全现行技术转让收入所得减半征收个税政策,延长技术成果转让纳税保护期,通过个税改革鼓励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技术人才研发的内在动力。

房地产税在实施上可考虑对高收入群体率先征收

中国经济时报:在房地产税方面,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最近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也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那么,房地产税应该如何改革?哪些地方或将成为试点地区?

李实:为了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以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需要开征财产税或房地产税。虽然 社会 上对此有很大争论,但从长远来看,全国房地产税是或早或迟要开征的,只是基于时机和条件,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试点。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开征房地产税既要考虑到它带来的共享效应,也要考虑到它产生的效率效应。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就此拉开了开征房地产税的序幕。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房地产税主要是一种地方税,由地方政府制定征税方案和税率,各地会有所不同。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会考虑到开征房地产税后可能带来的收益和风险,采取不同的方案和做法。这是很正常的。房地产税应该具有累进性,即房产多的人和房产价值大的人应该多缴税。家庭缴纳房地产税的多少不仅要考虑到其房产多少,还要考虑到其收入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在房产相同的两个家庭,收入更高的家庭应该缴纳更多的房地产税,或者收入较低的家庭应该享有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在改革期间,不仅要考虑到征税方案的可行性,还要考虑到它可能对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因此,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应该采取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以建立制度框架为主要目的,为全国范围内开征房地产税提供借鉴经验。在选择试点地区时,要选择那些房价上升压力大的地区,这样可以通过开征房地产税来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

冯俏彬:我认为,要以合并税种为主要方向,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尽快完成房地产税立法,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在实施上可考虑对高收入群体率先征收。

张依群:1998年我国取消住房福利化分配制度,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至今已经20多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高峰期、高增长期已经过去,城镇居民住房得到了极大改善,安居乐业的 社会 新格局初步建立,人民对住房的极大需求已经得到有效满足。同时,住房供需不平衡、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住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抑制和反压、对金融风险的累积和个人信用的透支等问题越发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大对住房供需结构调节力度迫在眉睫,也是大势所趋。

房地产税作为调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广泛被提及,中央关于“房住不炒”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适时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范围对平抑房价、调整存量、保证供给、减少浪费都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应重点在经济条件较好、房价水平较高、承受能力较强的地区,一方面可以缩小房价收入比,增强城市人口、产业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适度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和降低财政运行风险,增强财政收入分配调节能力。在改革方式上,坚持国家政策统一主导,地方实施因地制宜,应立足住房存量,合理制定免税面积标准,重点针对资源消耗大、人均住房面积多、家庭收入能力强的中高档住宅,既可以采取固定税率,也可以采取累进税率,鼓励住房合理消费和理性消费,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理念落到实处。

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时报:下一步消费税又应该如何改革?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应该体现在哪些领域?

李实: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扩大收入差距。这是因为购买同一件消费品,虽然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负担的消费税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负担的税额占他们各自收入的比例是不同的,高收入者的比例是低的,而低收入者是高的。因此,消费税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为了减低这一效应,需要改革消费税。改革的方向是对不同的消费品实现不同税率,对于基本消费品,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必需品采取低税率或零税率,而对于奢侈品、高档消费品采取高税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消费环节使得高收入人群负担更多的税收,以调节收入分配。

冯俏彬: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 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势在必行。建议将私人飞机、游艇等新型高消费品和高尔夫、狩猎、跑马等部分高档服务消费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白酒、高档香烟、大排量的燃油 汽车 等部分高档消费品的税率。

马珺:中国现行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即在商品生产环节普遍课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再选择少数消费品进行二次课税,既可以达到限制消费的目的(如对烟、酒等成瘾品的消费),在当前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仍然较高的条件下,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税制的累进性,这主要体现在对高档消费品的课税上。而要达到第二重政策目标,需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当调整现行消费税课征范围及税率结构。将那些已经成为普通消费品的品目调整出去,将新的奢侈消费品以及消费行为调整进来。此外,通过扩大消费税课征范围,还可以使之承担减碳、环保等更广的政策功能,这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过程中,是可以重点考虑的。

张依群: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进行征税,具有改善消费行为、减少资源消耗、调节特定消费品价格、促进合理消费等诸多作用。未来我国消费税改革步伐会进一步加快。一是消费税作为特定消费品征税,征税环节会从生产端向消费端转移,消费税会随着消费能力的转移而改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功能等全方位提升。二是消费税征收范围会有所调整和扩大,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除现行高档商品和少数非生活必需品,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原材料不可再生的产品等,也应纳入征税范围。另外,对一些鼓励性的新能源、新材料和具有再生技术、可循环利用的产品税目应予以调整,以达到引导居民合理消费的目的。三是消费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工具,其未来作用应进一步扩大,部分产品税率应进一步提高,才能真正达到调节和引导消费、节约利用资源的目标。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税收体系有很大完善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推动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税收政策,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李实:在收入分配中,第三次分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税收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税收政策也激励 社会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对于慈善捐款给予税收减免,比如一个家庭给一个慈善组织捐赠1万元,在计算这个家庭的纳税收入时,这1万元就从纳税收入中被扣除,其纳税额就会减少一些。这种做法意味着实际上政府与捐赠人共同做慈善,政府出了“小头”,捐赠人出了“大头”,一起做了一件善事。这样可以激励更多的有钱人去做慈善、做公益。这种税收政策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冯俏彬:今后,要适当增加优惠条款,比如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等方面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条款,同时,适当放宽慈善公益组织设立的条件,扩大可享受税收优惠的范围,打通慈善公益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渠道。

马珺:在推动完善公益慈善事业税收方面,国外有很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主要是对公益性捐赠实行免税、低税率等优惠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税收体系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但我认为,短期内公益慈善机构在第三次分配中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这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就目前而言,税收虽然是制约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我们既要通过公共慈善事业税收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 社会 ,但也要防止相关机构受税收优惠激励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后者是很多国家施行慷慨的公益慈善税收政策的前车之鉴。

张依群: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三次分配概念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从三次分配结构上看,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人文价值,目的是通过人文关怀彰显 社会 力量和 社会 价值,是对一二次分配不足的必要补充。政府应积极鼓励三次分配,一方面,对捐赠、赞助、义工等公益慈善活动予以增值税抵扣和所得税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更多人和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中去,积极营造爱人、助人的 社会 价值和 社会 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加强公益慈善活动监管,建立公开透明的慈善管控机制,严厉打击假慈善和欺诈行为,维护 社会 正义。

三次分配不是少数人、有钱人的 游戏 ,不是“绑架”式捐赠,而是 社会 文明的象征, 社会 形象的代表,是需要全 社会 共同参与的 社会 公益活动,应通过政府宣传教育、税收政策引导等手段形成良好的公益慈善氛围,让参与者乐在其中、乐得其所。同时,三次分配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缓解一二次收入分配缺失所带来的心理、现实上的差距,促进 社会 和谐稳定,从而更有利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 社会 文明进步。

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 财经 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这给明年财政政策定调,释放了重要信号。

积极有效,明年赤字率和专项债稳定

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这也被称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明年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的要求下,中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无悬念,但具体工作有新的部署。

“上述会议确定明年财政政策的主基调是提升效能、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去年的提法是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相对而言,今年延续提高效率和可持续的提法,但强调精准性和结构性。”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 财经 。

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第一 财经 分析,财政政策更加注重可持续性,意味着明年不会搞大规模财政刺激,预计明年地方政府专项规债券规模和预算赤字率大致与今年持平,但考虑到今年下半年发行的地方专项债没有落实到具体项目,明年实际可以使用财政资金要高于今年。

今年全国财政赤字率目标为3.2%左右,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限额为3.65万亿元。

“从此次会议相关表述可以看出,明年财政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但依然会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预计财政赤字率不会超过今年的3.2%,专项债规模可能会略有降低。”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告诉第一 财经 。

罗志恒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去年的“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到今年的“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保持”到“保证”,去掉“适度”,说明支出强度是硬目标,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和预期。

“会议提出保证财政支出强度,说明明年财政保持一定扩张力度,这也体现了财政政策积极性。但‘保证’并非‘扩大’,因此财政刺激力度可能与今年大体持平。”施正文说。

与往年不同,今年会议特别强调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

“财政支出进度很重要,如果安排了支出,但若是进度慢,将会制约政策实施效果。”中国 社会 科学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第一 财经 说。

罗志恒认为,今年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度低于往年,基建投资增速持续低迷,同时明年上半年经济压力较大,上述表述意味着明年财政政策发力将适当靠前。

施正文表示,今年财政支出后置,明年财政支出会加快,这包括继续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扩大资金规模等,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

不久前国务院已经部署,合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加强重点领域建设,不“撒胡椒面”,研究依法依规按程序提前下达部分额度。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明年专项债额度有望提前下达,以便于明年初地方发债稳投资补短板。

明年仍有减税降费,小微、制造业是重点

此次会议通稿,少见地两次提到减税降费。除了前述表述外,此次会议还指出,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帮助他们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告诉第一 财经 ,明年减税降费针对性很强,即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这说明减税降费政策具有结构性特征,即针对抗风险能力弱的企业、行业给予精准政策扶持。

罗志恒表示,明年市场主体面临的压力大于今年,需求端面临房地产下行和出口从高位回落,有必要出台新的减税政策提高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要体现出结构性和精准有效性,即尤其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

施正文分析,明年包括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1%征收率等优惠政策有望延续,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点和小微所得税减免政策仍可以进一步优化。可考虑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比如提高退税额等。可根据具体形势,考虑继续推出制造业缓税政策。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预计明年减税降费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

冯俏彬认为,明年减税主要是优化落实好已有政策。但重点应该放在降费上,提升营商环境。

“减税要兼顾长远的财政可持续性和税制合理性,以达到激发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促进 社会 公平的作用。”罗志恒说。

适度超前搞基建,遏制隐性债务

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低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10个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1%。此次会议强调,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冯俏彬表示,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因此会议着重强调了明年经济稳字当头。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将围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转型两条主线展开,尤其是绿色发展转型方面。此次会议较大篇幅谈到能源和资源问题,未来能源基础设施转型等方面将加强投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罗志恒认为,适当超前开展基建投资的主要意图在于稳投资,扩大有效投资,实现稳增长、补短板、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超前基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目前看资金不能投向产能过剩领域,而应该投向新基建以及智慧城市、地下管廊等领域,以提高应对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和提高大城市管理能力。

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大背景下,此次会议延续了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表述,并继续强调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章俊表示,过紧日子和遏制隐性债务主要目的,是要地方政府把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能切实拉动经济和促进就业的项目上,同时保住过去几年清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成果,确保隐性债务不反弹。

“即使在经济下行加大、房地产和金融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仍要坚守财政纪律,因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能够对冲经济和 社会 风险,但代价是财政自身风险会扩大。为了稳定宏观大局,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将是相当长时期的常态,也体现出党政部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罗志恒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10月30日表示,通过三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再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在再分配环节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仍较大。

同日,在由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举办的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冯俏彬分析认为,我国经过再分配环节后,政府收入增加,企业收入下降,居民收入有所上升。调查数据显示,经过再分配环节后我国基尼系数下降8%左右,而OECD国家经过再分配后基尼系数平均降幅约为30%,这表明我国政府应在再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

冯俏彬表示,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政府要发挥关键作用,要“促中、保低、抑高”,这是多年来调节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现在仍然适用。

一是“促中”,未来要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促中”的关键是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要进一步做实做细,建议在已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的基础上,鼓励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标准。以“现居住地”“辖区内”等作为重要的服务半径,推动居民就近就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促进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适当多元化。扩大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事项范围,将其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探索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做好重点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兜住民生底线。将近年来行之有效、受到社会欢迎的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税收优惠政策固定下来,制度性减轻税费,改善营商环境。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除少数特大、超大型城市,全面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逐步取消户籍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联,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优化对灵活就业、自我雇用人员的相关制度供给。

二是“保低”,做好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这方面关键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特别是后续巩固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激励和引导脱贫群众靠自己努力过上更好生活。完善后续政策体系,在产业帮扶衔接上,产业扶贫政策措施由村到户为主向由乡到村带户为主转变。在就业帮扶衔接上,继续做好东西部劳务协作工作,积极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在重点县衔接上,国家层面要在西部地区原深度贫困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予以重点帮扶,各地确定本省的重点县,统筹资源力量进行重点帮扶。对城市低收入群体,要进一步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

三是“抑高”,加强对高收入规范和调节。这方面的关键是加强税收对于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要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强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管理;做好房地产税的试点,加强对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研究工作。“不是说现在就要对高收入人群出台新的、专门性税收制度,而要把已有的税收制度、税收征管做到位,使高收入人群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税负,提高社会纵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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