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民建先贤刘靖基诞辰120周年。这位爱国实业家曾经创办常州大成纱厂、上海安达纱厂，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发还资金，他号召海内外工商业者集资5700多万元，创办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并以80岁高龄出任上海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
刘靖基
刘靖基（1902年—1997年），又名刘伯寅，出生于江苏常州，原籍江苏靖江。6岁就读私塾，1911年，转入县城西郊初等小学。那年正值辛亥革命，少年刘靖基参加学校的“童团”，拿了小旗帜上街游行，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12岁时刘靖基考上了武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和新的思想。1916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该校的前身是清政府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和江苏省铁路学堂，1912年5月合并成为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设土木、染色、机织三科，学制四年。学校设在苏州，刘靖基学习刻苦，刚读完一年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不幸的是，这一年他父亲病逝，刘靖基只能辍学就业。
1918年秋，刘靖基经人介绍到上海，入宝兴长总号当练习生，拜著名实业家刘柏森为师。宝兴长号是刘柏森创设以经营燃料、纱、布为主要业务的商号。刘靖基勤勉好学，加上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经营的技能，深得刘柏森赏识，半年后转为正式职员。1919年至1923年，刘靖基被先后派往刘柏森所办的纺织企业——苏纶纱厂、宝丰纱厂、宝成纱厂任职。当时，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纱价大跌，国内纱厂损失惨重。为了挽回纱厂的损失，1923年，刘柏森派遣刘靖基驻汉口的宝成纱厂收花处，任命其为该处的副主任。一年下来，收花处为企业获得不少利润，刘靖基也因此得到奖励。
创办大成纱厂
在创办大成纱厂之前，1924年，刘靖基尝试着自己投资企业，开设上海裕靖工厂，自任经理，因市场不景气，经营不下。1925年，他又回到苏纶纱厂，此时的苏纶纱厂已为严裕棠所接办，刘靖基任该厂营业主任，主要负责市场营销，直至1930年。
1930年2月，刘国钧（刘靖基族侄，但年龄长于刘靖基15岁）获悉常州大纶久记纺织公司欲盘出，有意收购，但资金存在缺口，诚请刘靖基共同收购接办。由于刘靖基在沪经营与银行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于是，他俩集合50万元资本，接办这个有上千名职工的大型纱厂，改称为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刘国钧任经理，刘靖基任协理。刘靖基主要在上海负责营业所，那时他才28岁，但已经跻身实业界。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刘国钧、刘靖基的交往：“1931年8月31日，星一，偕朴奇招李升伯、刘国钧、刘靖基功德林午餐。”这说明黄炎培与刘靖基很早就认识。在经营大成纱厂期间，刘靖基也赴日本考察过纺织业。
刘国钧、刘靖基经营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厂房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元作流动资金，将其中12万元用于检修和更新设备。开工后，生产、销售比较顺利，到该年底盘结，盈利达50多万元。1932年，大成纱厂添置丝光车、烘燥车、轧光机等印染设备，逐步向专业化印染厂过渡。1934年，又添置生产灯芯绒的机械设备，经过试车成功生产出国产灯芯绒。大成纱厂成为民族棉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此类产品的厂家。到了1936年，大成公司已发展为4个厂，其中常州3个厂，汉口1个厂，资本增加到400万元，纱锭由1万枚增加到5万枚，日产纱布达5000余匹。经济学家马寅初颇有感慨地说：“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
成功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一般都注重企业经营管理，大成纱厂的特征是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处理得好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产品质量。大成纱厂的职工大多数是常州本地人，为了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大成纱厂办食堂、建宿舍，开办子弟学校、保健站、卖品部、休养所，还按照当地习俗建造功德堂，有贡献的员工去世立碑入堂，老年员工去世开追悼会，并购地置办大成公墓；还办集体婚礼，改革婚嫁陋习；对于员工子弟中的优秀后生，还由公司直接吸收当练习生。1934年，某报记者曾经对大成公司进行采访后写道：“大成公司工厂对于工人，工作上严格要求，加紧训练，生活上注意工人之道德修养，尽量体恤工人之生活，不惜巨资，力谋工人之福利，业已举办者，有单身女工寄宿舍、单身男工寄宿舍、工人家庭宿舍、工人补习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作训练班、工人膳堂，娱乐室、运动场、男女浴室、公共礼堂、医院，甚至公墓，亦已办成。还筹办了托婴所、幼稚园等。”大成纱厂从未发生过工潮，这是大成纱厂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标志。
1937年11月，日军入侵常州，大成一、二、三厂遭到日机轰炸，尤其是二厂被炸成废墟，损失惨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发展难上加难，刘靖基在夹缝中求生存，重心移向上海，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创办安达纱厂。
创办安达纱厂
刘靖基和刘国钧原本设想大成纱厂在内地再建造一个纺织厂，然而因为战事，向洋行定购的瑞士利妥纱锭无法运至内地。时间紧迫，于是聘请英籍的印度人安诺出面申请，在香港注册，获批在上海租界开设纱厂。这个厂就是安达纱厂，“安达”即为安全地把这批纺织设备运到了上海。刘靖基的岳父吴镜渊给安达纱厂支持了一部分资金，吴镜渊曾任中华书局董事长，在大成纱厂也当过一任董事长，他的支援，给刘靖基增加创办企业的底气。创办初期的安达纱厂，刘国钧为总经理，刘靖基为经理，厂址选在上海铜仁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原来的厂房，员工主要是原来大成纱厂的员工，设备、技术人员也都一应俱全，没几年就运作得非常顺利，开始盈利。
抗战胜利后，安达纺织公司股本作调整，刘靖基成为大股东，任总经理，刘国钧任经理。1946年，刘靖基任全国第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期间，为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等问题大胆向当局提出建议，受到同业的拥戴，成为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靖基投资南京江南水泥厂，任常务董事。同年，当选为上海市商会理事、常务理事。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换届，刘靖基凭借在棉纺业的实绩和威望，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同时又出任苏浙皖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尽管当时刘靖基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但是他的根基在企业。临近上海解放时，他所投资的企业已达万人。说起企业的创业史、奋斗史，刘靖基曾经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虽然专心经营业务，有时也发展，但很不稳定。”他举例，日军占领时期，因拒绝与侵略者合作，损失了常州企业共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统销，硬是要压垮民族工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实业救国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1948年，刘靖基去香港考察是否有设厂的可能，与黄炎培再次相遇。当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后，刘靖基心里安定下来，于是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返上海。刘靖基一回到上海，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某日，刘靖基忽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此时，刘靖基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便悄然折回躲进医院，迎接上海解放。这一选择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刘靖基在90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理想实业救国，但是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选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会，刘靖基被邀请参加。在会上，上海市市长陈毅讲到中共“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表示“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话绝对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很激动，在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刘靖基默默地从国外调回20万美元来恢复生产。为了帮助工商界正确对待工人群众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刘靖基因为在处理企业和谐关系上颇有体会，以顾问的名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刘靖基积极建言献策，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对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回到上海后，刘靖基汇报传达会议情况，宣传中央的经济和劳动政策，为上海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起到稳定作用。不久，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海市政协前身）成立劳资关系委员会，刘靖基被推为主任。同年6月，刘靖基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会议前夕，毛泽东邀请刘靖基等人前往中南海寓所聚餐，并在门前热情接待他们。席间，当毛泽东了解到刘靖基是搞纺织工业的，亲切地对他说：“你们跟共产党合作，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毛泽东鼓励他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刘靖基深受教育，毅然决定：把当时存放在香港的设备、物资和外汇，陆续调回；把在瑞士定购的新机器设备全部运沪安装，前后共计66万美元；在浦东北蔡建造安达纱厂新厂，该厂后改为上海国棉二十八厂。
1951年11月16日，刘靖基经施复亮和盛丕华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底，刘靖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元老，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和落实政策问题听取意见，并说：“落实政策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不久，华夏大地出现了3家有原工商业者创办的企业。1979年9月22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集资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由刘靖基领衔。同年10月4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荣毅仁领衔。1983年5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注册名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由王光英领衔。爱建公司是其中最早成立的公司。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间，以刘靖基为代表的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爱建公司筹备时间只有短短4个月，按照预定计划，集资目标人民币5000万元，而实际认款额为5300万元，后又增加到5720万元，认款的海内外人士达1000多人。同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刘靖基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刘靖基秉承“爱国建设”理念，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经济发展和安排回城知青起了积极的作用。爱建公司创立初期的业务分为四大块，房地产、金融信托、实业投资和对外经贸，开创了上海最早的高标准高层侨汇房，与纺织局合资创办了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在闵行开发区创办了第一家独资企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促成了董浩云、刘浩清与上海锦江集团合资创办上海锦江航运公司。
刘靖基以坦诚的胸怀做党的诤友，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言献策。他提出的“加快上海对外开放，按照深圳特区的经验进一步开发上海”“下放引进外资的审批权”“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和“创办上海航空公司”等建议，都得到政府采纳并以实施。刘靖基还以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身份2次赴国外募集资金，一次是1986年1月率团赴日本东京主持发行250亿日元公募债券，另一次是1988年6月赴英国伦敦主持发行150亿欧洲日元债券。
从刘靖基创办企业的三部曲可以看到老一辈实业家、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以“爱国、敬业、诚信、进取”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学习的典范和楷模。（王昌范，作者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原调研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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