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金融的核心要素。数字货币是货币领域的又一次重大创新革命，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货币系统，已经成为各国争相研发的具有战略性、前沿性的新兴领域。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角色是由法定数字货币（CBDC）还是私人数字货币来承担是一个问题。其背后的技术逻辑起点是什么？数字货币将对传统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焦点在哪里？无疑，理清这些问题，意义重大。
回溯历史，人类历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重塑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技术是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动力。从本质而言，数字货币是货币演进的产物，是技术变迁推动的新业态，是社会需求与技术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货币作为一种生产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其形态也在不断演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贵金属铸币、代用货币、信用纸币、数字货币等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限于技术水平的落后，人类只能选择不容易标准化、可分性差、材质不稳定的商品币（如贝壳、牲畜、布帛等）；随着金融采矿和冶炼技术的成熟，货币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从青铜铸币、铁质铸币到银币、金币，货币特性渐趋完善；而造纸术、印刷术和材料技术、防伪技术的发展则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支撑，使货币流通和储藏更趋方便、安全。进入20世纪，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货币在继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之后出现了新形态，即电子货币。在演化过程中，经典的货币职能也在不断分离和演化，货币的流通领域、速度、效率达到了历史巅峰（见表1）。
一是重塑金融业运行机制，增强经济运行功能。第一，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数字货币可优化零售端传统货币的支付功能，减少传统货币从造纸、印刷、切割、存储到运送的成本；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可以让用户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进行点对点交易，提高金融交易效率；同时，数字货币可通过与其他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有效融合，提升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第二，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透明度。新兴技术手段的运用减少了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风险；允许数字记录和跟踪，可以减少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非正规经济活动。第三，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消费模式，对资产配置、风险定价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第四，拓展了金融市场边界，大大提高了金融普惠性。互联网集成了金融交易链条的所有元素，它本身即是金融市场，超越了传统的市场边界。此外，数字货币脱离了基于账户的银行支付清算系统，金融结构更扁平化，大大提高了货币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增强了金融普惠性。
二是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政策精准性。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可以使法定数字货币成为新型政策工具，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可以影响银行存贷款利率，打破零利率下限。有可能构建出全新的支付体系架构，促进货币体系的透明性和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提高央行稳定商业周期的能力，最大化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
三是推动货币国际化，改变世界金融格局。从历史来看，任何货币要想成为国际主要货币，首先要在国际支付环节取得国际主导地位。数字货币的竞争力不仅源于其挂钩法定货币的稳定性和便利性，更多来自于网络平台对用户提供的多样化的支持服务。目前，中国已经拥有最广泛的用户和直接到国际商贸企业的入口，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借助区块链和数字金融创新，可以形成去中心、风险均担和利益共享的国际金融格局，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要素。
3.1 法定数字货币：中国在研发进程、专利申报、货币试点等方面的探索步伐较快
目前，全球各国对于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态度并不相同，但越来越多的央行纷纷宣布将会推出基于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见表2）。2020年初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最新全球央行数字货币调研报告显示，在21个发达国家和44个新兴经济体中，积极开展法定数字货币工作的央行比例已上升至86%。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工作正进入更高级阶段，约60%的央行（高于2019年的42%）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约14%的央行正在迈向开发和试点阶段。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开始开展深度合作研究。如2020年1月，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的六家中央银行宣布合作进行数字货币研究。同时，六家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成立“评估央行数字货币利用可能性小组”，共同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在各自辖区内潜在的应用场景，共享关于央行数字货币技术性课题的知识和经验。此外，大多数央行开始重视对稳定币的监管，约三分之二的央行正在研究稳定币对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且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已经开始调查稳定币，尤其是稳定币对跨境金融的影响。
大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展示出了更强的发行意愿，其主要动机包括发展普惠金融、维护金融稳定，以及避免制裁等。而发达经济体的出发点主要是维护货币主权，重点关注与支付相关的功能（如提高国内支付效率和支付安全等）。相比而言，中国在2014年起就开始有序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截至2021年底，已完成了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等工作，并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等28个城市，以及冬奥会场地进行内部封闭试点。从各种仿真系统的模拟结果来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点对点的传输模式可以改善当前跨境支付耗时长、费用高的问题。由于各国数字货币的开发设计各异，且尚未具体应用，所以无法进行性能与国际影响力比较。从各国开发进展看，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进速度基本处于国际前列。
3.2 非法定数字货币：中国持谨慎态度
非法定数字货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区块链架构发行、价值自由波动的加密数字货币，另一类是锚定真实资产、价格波动较低的稳定币。全球发展的基本态势为：
一是以Libra为代表的稳定币快速崛起，可能威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Libra是由网络巨头Facebook发起的加密币。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2019年10月，21家Libra协会初始成员签署了协会章程，并成立协会理事会，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与监管。目前，已有34个项目在运行中。2020年4月推出的Libra2.0白皮书表示，将同时发行单货币稳定币（与美元、欧元、英镑等锚定）与锚定一揽子货币的稳定币，包括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和新加坡元（7%），但不包括人民币。8月，Facebook宣布新成立Facebook Financial（F2）部门，把Facebook内部分散在各个应用中的支付系统集成起来。F2的成立为服务Libra项目的落地做好了准备。2020年12月1日，Facebook宣布Libra更名为Diem,旨在通过强调项目的独立性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Libra的发行基本代表了美元霸权地位的延伸。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其已经得到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多国支持或默许，很可能在不久后推出。无疑，Libra的发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非法定数字货币游离于监管之外，中国持谨慎态度。比特币是最早出现的数字货币，2009年1月3日正式诞生。据剑桥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有1亿人使用加密资产，欧洲交易所数量最多，全球活跃钱包数为580万～1150万个，来自北美和欧洲的钱包用户占到了全球总数的30%。比特币是目前市值评估最高、影响最大的非法定数字货币，2020年5月8日，比特币价格突破10000美元。比特币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去中心化”思想的引入，可以无国界流通，但其具有匿名、免税、免监管等特征，可能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大金融风险，因此各国对比特币的发展态度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比特币尚未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受到有效监管。德国是全球首个承认比特币为“私人货币”的国家。2013年8月，美国在法律案件中裁定比特币是一种货币。2022年1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得到有效监管的私人货币可以和中央数字货币共存。2019年，日本政府声称比特币是一种合法的支付方式。在中国，比特币被认为是特定的虚拟商品，不能充当支付工具，且不得与法定货币进行直接兑换。
一是货币主导权之争：铸币权与控制权。从货币理论与货币演进发展来看，长期存在货币主导权之争。在数字化时代，私人和公共货币的竞争使得货币主导权将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各主要经济体基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美联储位居“全球央行”霸权地位，正全力开展数字美元的研发工作，同时，通过支持非法定数字货币Libra，延伸美元在数字领域的霸权地位；欧洲央行选择批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模式，体现了维护商业银行铸币权优先于保护欧洲国家货币主权的考虑；中国央行的DC/EP模式则兼具批发和零售法定数字货币特征，以承担对外提升人民币国际竞争力、对内维护货币主权之责。可以想见，率先推出全球化数字货币的国家，将会获取先发优势，有望改变全球金融格局。
二是技术主导权之争：安全可控的底层技术。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主要包括安全芯片、密码算法、区块链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这些技术本身尚不完善，因此尤其需要强调“安全可控”。尽管中国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和渗透率远超美国，但在底层算法、技术层面仍然存在差距。从DC/EP的技术路线来看，谷歌、微软、IBM等公司垄断了公钥密码系统；以ECC算法为代表的区块链核心算法中国相对落后，超过80%的区块链技术平台使用国外开源技术，数字并发处理能力不足；加密与安全等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数据定价权、专利和技术标准依然掌握在国外竞争者手中。
三是数据主导权之争：数据权属与标准。数字货币在实际应用时需要建立数字资产与资产持有人之间的映射关系，身份认证过程中将采集人脸、虹膜、指纹、声纹等关键数据，支付结算过程中也将沉淀出账户信息、资金用途、交易金额、交易时间等数据，亟待出台相关数据的采集、存储、应用、权属等细则。此外，由此引发的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移动，涉及全球数据贸易规制等重要议题。从国际方面来看，围绕着数据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展开。美国正利用其贸易谈判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开放，使数据可以自由流动，目前已经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缔结了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而欧盟出于隐私保护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近期围绕着争夺数据主导权重提“技术主权”战略。相比较而言，中国面临更大挑战。一方面，中国的数据权属、标准等问题尚未解决。目前，阿里、腾讯等企业在社会资源端数据上有优势，而各家金融机构、政府各自掌握了大量存量数据，数字割裂现象严重。数据管理尚未纳入监管细则，存在侵犯隐私安全、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此外，数字货币引起的资产管理等问题也对传统金融监管提出极大挑战。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组织谈判与国际货币治理体系中，中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全球数据标准、监管与治理方面参与度不高。
完善中国数字货币建设工作，亟待从顶层设计出发，协调各有关部门，统筹部署，协同推进。
一是维护货币主权，充分发挥私营部门作用，积极应对数字货币挑战。一方面，应维护货币主权，加强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设计，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支付、清算等相关系统的研究开发；稳步有序推进多种应用场景的落地，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的支付格局。另一方面，对私营部门给予激励，实行分类监管，研究制定非法定货币的发展路径、监管方式，以及与法定货币间的流通管理。可考虑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阿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企业开展非法定稳定币的探索。考虑利用中国科技巨头数字支付应用成功出海的平台，将多个网络平台整合形成锚定人民币的数字货币试验区，并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强制可兑换，使央行货币政策可有效传导至数字货币区内，用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是积极加大数字货币底层技术、监管技术等研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确保数字货币职能的实现，抢占国际话语权，应不断完善可信通信、基础安全、数据安全、交易安全和终端认证等技术。在加强对密码算法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快对数字货币技术标准、相关技术等相关方面做出前瞻性研究布局，包括开发终端芯片，做到底层技术安全可控。持续推动商业银行内部系统改造升级，逐步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建立数字货币的监测、预警分析系统，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加大对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数据资源。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不断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开源开放生态。
三是强化数字货币的标准与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一方面继续加强数据的权属、标准建设工作；保障数字货币的安全性、便利性，构建由各类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生态体系；规范金融数据采集、处理、流转，推进数据的存储、清洗、挖掘等技术攻关。继续推广监管沙盒试点，及时研究并制定数字货币相关领域的立法，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制、数字货币标准的制定与治理，探索建立法定数字货币相关的国际金融规则，强化全球金融治理和监管，避免数字货币竞争优势被削弱。
四是推进跨境支付建设，共建货币生态体系。一方面要在支付和清算系统设计上加强自主技术研发，“两条腿”走路。在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构架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满足各类跨境场景的需要；鼓励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移动支付企业向国际化纵深发展，开拓和布局移动支付市场。另一方面，应争取更多盟友，可考虑形成“一带一路”“中日韩”等区域化的合作战略。积极探索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资金清算通道，促进建立不同国家货币的流转汇兑系统建设，不断提高跨境清算效率和交易安全性，在法定数字货币支持的新型汇兑基础设施中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打造健康、和谐、友好的支付结算生态圈，吸引更多国家共同参与治理，共建货币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略）
转自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作者丨张俊芳、周代数、张明喜
编辑丨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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