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深入探讨在国家财政政策支持下，我国包容性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财政支出影响包容性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和因素选择
我国自2005年引进“普惠金融”概念以来，开始逐步关注易被金融体系排斥的群体。尤其对于银行业来说，普惠金融逐步成为银行业重要的专项工作之一。
以商业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逐步设立虚拟接入点并采用成本效益，创新投资理财、信用贷款、咨询管理、产业信托等金融产品，向更多被排挤在金融体系外的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当下学者们在研究包容性金融发展问题时，多数从商业银行视角出发，选取存贷款额等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银行机构基本发展情况，构建包容性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然而，微观金融机构指标不足以全面衡量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金融宏观调控背景下，政府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金融运行和经济发展。
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市场调节
政府宏观调控、金融市场自发调节等因素，是从宏观层面影响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根本因素。政府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一般通过作用于金融供给。
进而对包容性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保持金融市场活力，避免金融体制脆弱，实现金融部门自由化。
在政府财政政策中，对于金融体系改革的措施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实施。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金融资源向不发达地区倾斜，提高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
但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也有可能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包容性金融发展。
由于政府财政支出往往具有时滞性，所以政府要积极发挥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引导作用，提高市场资源流通效率，营造良好的投资氛围，才能更好的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居民公众和金融机构
从居民公众的角度来看，其自身所存在的因素变动，例如收入水平、家庭生活环境、年龄和教育等因素，都会对包容性金融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学者提出金融需求的主体特征、正向的消费者价值主张会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一般而言，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家庭经济条件越充裕，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越强烈。
若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处于适中的区间，其接受金融服务的能力、学习理财知识的能力一般越强，越会促进包容性金融发展。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建立市场信用担保体系，是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信用保证。
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合理的金融结构、完善的担保体系、健全的信用评价制度等因素，在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对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有效影响。
但是目前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存在覆盖率较低、覆盖面狭窄的问题，无法有效适应金融发展需求，所以亟需建立健全市场化的信用担保体系，用以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
另一方面，推进金融中介机构及金融市场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促进“传统+新型”金融机构的互动配合，对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虽然银行业人员的数量每年都处于上升阶段，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增长速度缓慢，体现了自从银行业经营进入多元化和市场化阶段后，稳健增加的主营业务收入不断推进银行业良性发展。
从股票市场来看，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市值逐年递增，但2015年后处于下降趋势，市值/GDP也反映到表格中；
对于债券市场来说，债券发行量从2006年到2018年增长了3.5倍，市值更是增加了6.5倍，可见在我国债券市场上，融资规模和融资途径越来越广泛，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成果有所显现。
社会基础设施和基本环境
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环境等因素是影响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基本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完善的基础设备、便利的通讯设施，会降低金融理财服务与产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
地理位置差异、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等社会基本环境的改变也会对包容性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金融机构更易向经济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以更小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多，收入差距扩大，东、西、中部地区存在地理位置差异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
虽然我国普惠金融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但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机构的增多，棘手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方面，结构性矛盾突出。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普惠金融组织框架，但和其他国家相类似。
在获得金融服务的占有率和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上，我国大型国有性质企业和富裕精英人群的比重仍旧很大，供给和需求不平衡问题的存在，进而导致结构性矛盾的凸显。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成本髙、可获得性低下等问题仍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对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直接融资方式面临成本高昂、条件严苛等问题，2013年以来，中小企业花费的融资成本5%-15%不等。
同时向商业银行金融贷款融资也面临严峻的考核，违约风险高导致很难从国有银行获取资金，这都给我国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忧。
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选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1）传统三大动能 在粗放型经济向节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学界大多从社会投资、居民消费水平和进出口贸易三个因素来讨论。
对于投资而言，2007年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是24%，但是2018年中国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至6%，投资效率也在逐年下降。
而且在金融杠杆率角度，虽然我国实体经济领域的总杠杆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依靠信贷或货币拉动其发展，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传统的粗放式投资模式将难以继续。
虽然总体判断，我国投资增长规模的增幅将逐渐减小，但是如果逐渐推动机构投资发展、改善投资结构比重、提升社会投资效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出口而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值约为31.54万亿元，其中出口占比54.63%，同比增长5%。
从出口的具体产品来看，中国的出口占有率在2018年已经达到31%的高比重，在全球产品市场上，中美贸易战后的高额关税，严重阻碍我国进出口贸易。
目前我国不断提升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用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利用“一带一路”共赢合作的地域优势，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收益，稳步推进经济增长。
对于消费而言，在投资和出口都明显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旧保持稳中有进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消费动力。2019年的社会消费总额约为41.16万亿元，同比实际增加6%。
其中城镇占比85.3%，同比增长7.9%；乡村占比14.7%，同比增长9.0%，说明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居民通过借贷等方式积极消费，进而拉动GDP提升。
但是当下仍旧存在制约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传统动能的因素，例如国民收入不合理、人口老龄化、国际形势变动因素等，所以如何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是我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2）集约型新动能 经济增长方式向以科技进步、要素提升为主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当下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下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主要形成如下两条发展模式：一是从三大旧动能到新动能的转变；二是从经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两条主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服务。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一是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来看，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要将传统的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
另一方面对于进出口贸易来说，不断扩大本国市场需求，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对外投资战略。
二是社会公众投资-储蓄结构变动。金融机构丰富理财投资的产品种类，会扩大公众的投资规模，提高居民个人投资比重，在风险管控的基础上，提升投资效率，实现投资-储蓄结构的转换。
三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传统产业需要借助金融服务，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一、二产的创新能力，三产的比重。
四是经济体制改革。合理的财政政策会避免资源错配，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符合地区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也会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改善金融排斥现状，实现农村地区减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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