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反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不断涌现
Entrepreneurs who weren't oddballs would create businesses that were simply too normal.
创始人如果不够古怪，那么他们创造出的企业就会流于平庸。
“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
2004年底，红杉资本的投资团队召开了一次有趣的会议。31岁的合伙人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接待了一名比他还年轻的创业者——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当时红杉资本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比如扎克伯格就只有20岁。究其根源，在软件这个风险投资的新风口行业里，创业实际上只需要创始人拥有编程技术、产品理念加上极致专注就够了。
会议定在上午8点，但是到了8点05分扎克伯格还没有出现。当然，当这些未来的富翁们几乎清一色是青年时，风险投资人对这样的场面也见怪不怪了。于是博塔打电话给扎克伯格确认他们是否还来。
不久，扎克伯格和他的好友安德鲁·麦克科拉姆（Andrew McCollum）出现在红杉资本总部。他们不仅迟到了，还穿着睡衣和T恤。
那天已经退休的唐·瓦伦丁也来到了办公室，在大厅里注视着这两个男孩。他突然回忆起了20世纪70年代和雅达利的诺兰·布什内尔这样的任性角色打交道的经历，并且发现了今日事情的端倪——睡衣正是扎克伯格们的“战袍”，是挑衅，也是挑战。如果红杉资本想有机会入股扎克伯格的公司，就必须像唐·瓦伦丁当初对布什内尔所做的那样：保持冷静，脱掉衣服，到热水浴缸里去。
唐·瓦伦丁急忙赶到会议室，为同事们面对即将迎来的视觉冲击打好预防针。“不要在乎他穿的是什么，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测试。不要问他为什么穿睡衣。”他告诫道。然后，他就藏到了别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头在场是不会让谈话更顺畅的。
到达会议室后，扎克伯格和麦克科拉姆说他们睡过头了，所以才穿着睡衣就直接过来了。这实际上就是摆明了告诉这些投资人：“红杉资本又怎样？谁在乎？”仿佛对他们来说，与这家大机构的会面并不值得设个闹钟。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睡过头的故事。明明一看就知道扎克伯格刚洗了澡，因为他的头发还没干呢。但是另一种解释可能也没好到哪去——扎克伯格悠闲地起床、洗了澡，然后特意穿上睡衣，故意很晚才露面。在怠慢这件事上，有意比无意更“扎心”。
扎克伯格在会议桌旁坐下，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但是，他居然丝毫不提当时正在大学校园里呈现野火燎原之势的Facebook。相反，扎克伯格提出了一个甚至还没落地的文件共享项目，名为Wirehog（威尔霍格）。以往在硅谷，明明都是红杉资本这样的大机构挑项目，而今天反而倒过来需要对一个项目洗耳恭听，而且还是个儿戏般的“副产品”。
这还没完，扎克伯格的幻灯片标题更具侮辱性，“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几个大字摆明了在嘲弄红杉资本。“第十，我们没有收入。第九，我们可能会被音乐行业的人起诉。……第三，我们很晚才穿着睡衣来到你们的办公室。第二，因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也在这个项目里。第一，我们只是看在鲁洛夫·博塔的情面上才来这。”
红杉资本合伙人们已经习惯了与“狡猾”的创业者合作，而且他们也希望自己比其他风险投资机构更加理性而非感情用事，并且能够控制自己内心的骄傲和偏见。瓦伦丁的预防针更让他们免疫了睡衣的挑衅。但无论他们怎样试图与扎克伯格建立联系，最后都是徒劳的。这位年轻的访客显然只欣赏鲁洛夫·博塔，甚至之后还试图招募他加入Facebook，但他对与风险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显然不感兴趣，尤其这家机构的老板还是迈克尔·莫里茨。扎克伯格就好像在演一出大二青年的荒诞闹剧，面试一份你根本不想要的工作，然后享受愚弄长辈的乐趣。
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可以被视作风险投资的分水岭。在那之前，谷歌已经上市，其他年轻的创业者也在按照布林和佩奇的剧本努力奋斗着。但在扎克伯格之后，对于创业者来说，与风险投资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然后像谷歌创始人那样拿走他们的投资不再是唯一的道路。可以说扎克伯格另辟蹊径，他是真的不希望红杉资本投资他。
在“睡衣恶作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还都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扎克伯格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投资这一事实。但其实，当扎克伯格在倒数第二张幻灯片上提到肖恩·帕克的名字时，他们本应意识到这一点。帕克在25岁时就已经是硅谷日益叛逆的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当初，作为一名16岁的程序员，他曾因侵入公司和政府计算机网络而被FBI逮捕，并被要求提供社区服务。20岁时，帕克再次触犯了法律，这次是因为他在音乐盗版网站纳普斯特（Napster）中的所作所为。而后，他又推出了一家名为“普莱克索”（Plaxo）的软件公司。这次的创业则可以说既是一种胜利，也是一种耻辱。
普莱克索是一个自动更新在线通信簿的程序。当你安装该程序时，它会挖掘你的联系人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这些联系人发送一条消息：“嗨，我正在更新我的通信簿。请花点时间向我提供你最新的联系信息。”如果收件人这样做了，该软件将再用类似的电子邮件快速搜索他们通信簿中的每个名字，并招募新用户。在很短的时间内，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账户就被普莱克索的广告攻破了。可以说帕克为后来的科技巨头们赖以增长的病毒式网络营销创造了一个范本。批评者抱怨普莱克索是网络上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服务程序，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无辜群众”被反复骚扰。但帕克对此毫不在意，他甚至自夸地说道：“普莱克索就像一支独立乐队，非常小众，但在圈内的影响力却很强。”
到2004年初，普莱克索已经吸引了近200万名用户使用，并且还接受了由迈克尔·莫里茨牵头的两轮投资。但后来，帕克的个人历史再次重演，到嘴边的“鸭子”又飞了。有时他根本不去上班，而即便他终于出现，其实也不做什么有效工作。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抱怨道：“他把一群女孩带回办公室，就为了向她们炫耀自己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2004年4月，红杉资本和其他投资机构加入了管理层。让联合创始人们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把帕克从他自己的公司解雇了。
被红杉资本“大刀阔斧”地踢出局之后，帕克开始了他的第四次“表演”。毕竟如果不东山再起，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在听说Facebook风靡各大校园后，他就给扎克伯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他能把自己介绍给一些投资人。两人在纽约共进晚餐，并且发现了彼此身上的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者，也都在试图开拓在线社交网络这一领域。于是，2004年6月，扎克伯格和几个朋友搬到了帕洛阿尔托，他们租了一栋农场风格的房子，离帕克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
一天晚上，帕克与扎克伯格及他的Facebook团队共进晚餐。用餐期间，他接到了律师的电话。普莱克索的董事会不仅解雇了他，现在还决定不让他转手剩下的一半股权。帕克怒不可遏，而Facebook的成员们则有些畏惧地看着他。“风险投资人听起来很可怕。”扎克伯格心想。
扎克伯格邀请帕克搬进他的房子。帕克当时的住处，地板上除了一张床垫外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设法保住了一辆当初有钱时买的白色宝马，现在他允许Facebook的人使用这辆宝马。同时，他们也开始一起工作。帕克聘请了他在普莱克索时的律师帮助Facebook，并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位运营经理。他还负责管理投资人关系，和谷歌、基准资本这些投资方打交道。
风险投资市场暗流涌动
到2004年9月，扎克伯格邀请帕克担任Facebook的总裁，而帕克则一步步引导扎克伯格远离传统的风险资本。之所以拒绝基准资本和谷歌的投资，是因为帕克其实更愿意借鉴谷歌创始人的做法，也就是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资金。帕克寻求投资的第一站是一位名叫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企业家，他曾指导帕克如何处理普莱克索的剩余股权。但霍夫曼拒绝牵头投资Facebook，因为他自己创建了一个名为“领英”（LinkedIn）的社交网络平台，可能与Facebook存在一些竞争。因此，霍夫曼让帕克与他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彼得·蒂尔取得了联系，他是一家名为Paypal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很快，蒂尔同意以50万美元换取Facebook 10.2%的股权，而霍夫曼会再额外提供3.8万美元。第三位天使投资人则是社交网络领域的创业者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他也开出了一张3.8万美元的支票。
在风险投资人“直觉雷达”的探测下，一场“叛乱”正在暗流涌动。和谷歌一样，Facebook也发起了一轮天使融资；但与谷歌不同的是，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都是专注于社交网络领域的企业家。他们有在特定时期创建特定类型的软件公司的共同经历，因而很快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紧密的团队。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氛围，马克·平卡斯说：“我认识的大约有6个人都对能在消费互联网（Consumer Internet）领域做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们总会去同样的两家咖啡馆。”
时代在变，这样一个全新的由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团体自然对传统的风险投资风格持怀疑态度。谷歌已经展示了“对抗”风险投资人的方法，保罗·格雷厄姆也强调了风险投资基金越来越大的规模与软件初创企业对资本的有限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代际差异。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非凡的优势和成功鼓励资深的投资人留了下来。因为风险投资的繁荣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没有人因为业绩下滑而被迫退休。但是，风险投资合伙人的平均年龄在上升的同时，创业者的平均年龄却在下降，这就导致“代沟”越来越凸显。在谷歌刚刚建立时，它的天使投资人，尤其是拉姆·施拉姆和罗恩·康韦，确实也曾将这家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建立起了联系。但新一批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与传统风险投资人之间可以说是毫无关联，他们更愿意相信保罗·格雷厄姆关于风险投资糟糕之处的系统理论。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受自身成功业绩所积攒的声望所累，红杉资本成了对风险投资具有敌意的人的一个集火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肖恩·帕克对迈克尔·莫里茨有一种特别的怨恨，而扎克伯格奇怪的睡衣秀则是帕克精心设计的报复莫里茨，以报普莱克索之仇的方式。但这样的人不止帕克一个，支持扎克伯格的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也对莫里茨怀恨在心。
Paypal与X. com开启血腥斗争
在硅谷，作为一名律师、哲学家和对冲基金交易员，蒂尔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立独行。尽管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位，也因此符合硅谷精英的标准，但他其实既没有工科背景，也没有商科背景。相反，他沉浸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自由”的他先是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但在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书记员考试中失败了，而后又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去了纽约，并在那里从事证券法相关的工作，还在银行里交易衍生品。不过他越来越厌倦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枯燥日子。1995年，他辞去了工作，回到了西海岸，但不是为了去投身繁荣的科技浪潮。相反，他出版了一本抨击校园多元文化主义的书，并成立了一家小型对冲基金，这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基本就注定是反主流文化的。蒂尔把自己塑造成了既像哲学家也像投机者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47)那样的人物，但比他更年轻，思想也更偏向右翼。像索罗斯一样，他也将自己擅长的高风险交易与一些宏大的抽象概念结合起来。另外他还为崇尚、宣扬自由主义的《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供稿，这个杂志是他在学生时代作为共同发起人创办的。
1998年中，大约就在谷歌团队与贝托尔斯海姆会面的时候，蒂尔去了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场关于货币交易的演讲。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斯坦福大学为其提供了一个带有空调的舒适礼堂。演讲结束时，一位带着微弱东欧口音的热情年轻人介绍了自己：“嗨，我是麦克斯，是卢克·诺赛克（Luke Nosek）的朋友。”“哦，你认识卢克，太好了。”蒂尔回应道。
蒂尔记得卢克·诺赛克。诺塞克是个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是马克·安德森的学弟。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硅谷。而眼前的这个学生麦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就是他们的同学，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
拉夫琴告诉蒂尔，基于自己对密码学的研究工作，他想要创业，开个证券公司。蒂尔喜欢聪明的人，拉夫琴的项目引起了他的兴趣。高中时，蒂尔就是个数学神童，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因此对于密码学他也算“懂行”。更何况，一个硅谷人是很难拒绝在初创企业身上“下注”的机会的。蒂尔此前就已经在拉夫琴的朋友诺赛克创办的一家公司上投资了10万美元，尽管没有成功。他问拉夫琴：“明天早上你有安排吗？”“没什么计划。”拉夫琴回答。“太好了，我们一起吃早餐怎么样？”他提议。
两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家早餐店霍毕餐厅见面。拉夫琴错估了公寓到早餐店的距离，气喘吁吁地跑来，但还是迟到了5分钟。他到的时候蒂尔已经喝了一杯三色奶昔。“来了。”蒂尔开心地说。他又点了一杯奶昔，而拉夫琴点了蛋清早餐。拉夫琴结结巴巴地讲解了他心目中的新公司。利用圆锥曲线公钥密码算法，他可以将掌上先锋（PalmPilot）(48)变成保护商业信息的数字保险箱。而他的公司则会为员工购买加密设备，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公司机密被窃取。蒂尔想了一下，回应道：“嗯，我愿意投资。”他虽然只有30岁，但举止稳重从容。蒂尔最终答应给拉夫琴投资30万美元，这是贝托尔斯海姆给谷歌的投资额的3倍。然后，他告诉拉夫琴可以再找找其他投资人来一同支持他的新公司。
尽管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但对于拉夫琴来说去找其他的投资依然十分困难。拉夫琴虽然拥有无可挑剔的编程技术，但是他的项目在商业前景上其实没那么有说服力。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企业会花钱去加密数据，这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果企业觉得不需要使用数字安全设备怎么办？为了弥补拉夫琴的项目在商业前景上的短板，蒂尔开始参与他的宣讲。尽管还在同时从事对冲基金交易，但他还是每每以拉夫琴公司业务主管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蒂尔也帮助拉夫琴重新思考他的商业计划。如果一般的企业还没有意识到需要将信息加密，那么那些有明显的安全需求的企业对此会如何呢？于是蒂尔建议拉夫琴放眼支付领域，如果将他的编程技巧应用到这个领域，人们就可以安全地通过电子邮件相互汇款了。
完成这一步转型后，蒂尔和拉夫琴给他们的支付服务起名Paypal，并将公司命名为“康菲尼迪”（Confinity）。他们再次开始融资，但遭到了又一轮冷遇，几乎每家风险投资机构都拒绝了他们。直到1999年中，他们才终于从诺基亚新成立的风险投资部门获得了450万美元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冷落让蒂尔心怀不满，同时Paypal的迅速扩张也在他脑海中引发了更多关于风险投资实践的疑惑和不解。
如果蒂尔和拉夫琴的项目真的成功落地，那硅谷的历史可能就被改写了。要真是那样，康菲尼迪就能成功地完成IPO，蒂尔和拉夫琴也会成为硅谷名流，和那些风险投资大佬们一笑泯恩仇。但在1999年底，康菲尼迪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名为X.com的竞争对手，那家公司由一位名叫埃隆·马斯克的企业家创立。在很多方面，这两家公司都很像：他们都有大约50名员工和30万名用户，都在快速发展，也都一度在帕洛阿尔托大学路上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但X.com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相比于康菲尼迪从硅谷的“边缘玩家”诺基亚那里获得融资，X.com可是被大名鼎鼎的红杉资本选中的。正是由迈克尔·莫里茨主导向X.com投入了2 500万美元，这是康菲尼迪融资金额的5倍还多。不仅如此，莫里茨还招募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哈里斯（Bill Harris）管理公司，进一步巩固了X.com的实力。
很快，康菲尼迪和X.com开始了正面交锋，他们都不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提供折扣以吸引客户。但不久双方就都明白过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局面可以说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莫里茨告诉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两家公司合并是更好的选择。莫里茨打了个比方，双方就像中世纪意大利的那些世仇家族，互相攻伐永无止境。虽然合并意味着红杉资本在合并公司中的股份将缩水，但莫里茨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蒂尔和拉夫琴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希腊餐厅埃夫维亚（Evvia）见到了埃隆·马斯克和比尔·哈里斯，他们讨论了莫里茨的提议。马斯克全力支持将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但他认为他应该在合并公司里拥有主导性的地位。的确，X.com在银行里有更多的钱，背靠红杉资本这样的大机构确保了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筹集更多的资金。虽然相比之下康菲尼迪可能拥有更好的计算机工程师团队，但在任何旷日持久的竞争下，它都无疑将是第一个资金耗尽的公司。
马斯克在晚宴上告诉拉夫琴，如果要进行合并，X.com的股东应该拥有合并公司92%的股份。“好呀，”拉夫琴自言自语道，“那咱们就战场上见。”但蒂尔没有拉夫琴那么暴躁。“我们会考虑一下。”他平静地告诉马斯克和哈里斯。
接下来的几天里，蒂尔开始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他试图说服马斯克同意将X. com的股东在合并公司中所占的股份从92%降至60%。实际上，他很想以这个六四开的比例直接把这场合并谈妥，这样他可以发财、脱身，然后回去做他的对冲基金。不过令蒂尔失望的是，拉夫琴对这一谈判成果并不满意。作为编程团队的负责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认识到，他的贡献至少和对手的一样大，这是个尊严问题。“我绝对不会同意六四开的方案的。”拉夫琴坚持道。蒂尔只得同意取消了这笔交易。合作失败了，“血腥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故事至此，莫里茨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人一直在硅谷管理着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当时，汤姆·珀金斯以所罗门式的智慧主持解决了凯鹏华盈所投的翁格曼-巴斯和硅编译器之间的争端。20年后，莫里茨也下定了决心，X. com和康菲尼迪要合作，不要争斗。正如他曾对合伙人说的那样，对红杉资本来说，拥有一家“大满贯”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要远好过当一家失败公司的大股东。
2000年2月的一个周末，莫里茨出现在帕洛阿尔托的一个街区，就是X.com和康菲尼迪办公室所在的地方。莫里茨找到拉夫琴，坐在他面前。他身体前倾，两肘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撑起下巴。几年后，拉夫琴还清楚地记得，莫里茨没有脱下他那件戏服一样的深色外套，当时他们的脸相距不到一米。莫里茨告诉拉夫琴：“如果你同意这次合并，我保证永远不会出售合并公司的任何一股股票”。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合并后的公司将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典型的风险投资谈判技巧——“画饼”。通常资深的风险投资人会问那些年轻创业者，你想打造一家多年后仍会被人们铭记的大公司，还是你缺乏在浩瀚宇宙中留下印记的心气？
拉夫琴终于被打动了，他放弃了对“六四开”合并方案的激烈反对，认同了莫里茨的宏伟愿景。看起来合并的道路现在已经清晰了，“血腥斗争”似乎就要结束了。
大约一天后，拉夫琴见到了马斯克，“六四开的比例真是太便宜你了。”马斯克嘲弄他，“你应该知道你们赚大了。这种不平等的合并对你们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拉夫琴带着苍白的微笑走出了会场，叫上了蒂尔。他说：“这件事取消了，我不干了。这就是赤裸裸的侮辱，我绝对不能忍。”他大步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公寓。
哈里斯听说拉夫琴怒气冲冲地走了，立刻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拉夫琴。他对股东们倾向于合作而非竞争的意愿特别敏感。拉夫琴躲在他公寓楼的洗衣房里，那里有一些旧洗衣机，是由一家叫作“WEB”的公司制造的。看着这些旧洗衣机，拉夫琴觉得很有趣，他心想：你得投硬币去喂这些疲惫不堪的“野兽”。过了一会，哈里斯找到了拉夫琴，并帮他叠好了衣服，同时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哈里斯恳求拉夫琴不要理会马斯克的侮辱，并说自己和X.com的董事会对拉夫琴只有尊敬。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诚意，X.com准备增加报价，变为两家公司各持股一半。最后，拉夫琴还是咽下了这口恶气。合并进行得很顺利，而马斯克也因其对竞争对手无缘无故的嘲弄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于合并谈判的告成，蒂尔对莫里茨勉强心存一些感激，毕竟是红杉资本推动了合并的实现，并且五五开的最终方案使他赚了更多钱。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抹杀了蒂尔对莫里茨仅存的一点好印象。合并后的公司最终保留了X.com的名称，并很快陷入了一场内斗。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小规模冲突中，蒂尔与莫里茨屡次针锋相对。
第一次的冲突聚焦于谁将管理合并后的公司。莫里茨认为蒂尔虽然是个聪明人，但不适合当管理者。他的想法确实不无道理，毕竟蒂尔是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他没有管理一家公司并且让其发展壮大的经验。因此，在莫里茨的安排下，哈里斯当选为首席执行官。而在哈里斯被免职后，马斯克又当选为继任者。蒂尔仍然是大股东，并继续担任轮职董事长，不过辞去了X.com财务副总裁的职务。
几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9月，马斯克去了澳大利亚度蜜月。他的高级助手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康菲尼迪，趁着这一时间，他们终于有了“起义”的机会。马斯克采取了错误的方针管理合并后的公司，坚持要求改写拉夫琴的代码，但却未能成功应对和打击困扰Paypal的欺诈行为。因此，X.com的副总裁出现在红杉资本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马斯克不被罢免，他们将集体辞职，这与罢免桑迪·勒纳的思科“起义”如出一辙。
“这是政变！”莫里茨自言自语道。他对思科的事记忆犹新，知道它的传奇是如何落幕的——没有哪位投资人能保护失去团队支持的首席执行官。“我们之前就已经见过类似的例子了。”他默默地告诉自己。莫里茨明白马斯克必须离开，但他还没打算接受“叛军”的第二个要求：由蒂尔来接管公司。与莫里茨所怀疑的恰恰相反，蒂尔显然早已赢得了民心，他比外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莫里茨没有心情做出回应，他当时正在力争让谷歌从外部招募新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不喜欢被傲慢的年轻经理摆布，因为他坚信风险投资人有权利（事实上也有责任）监督初创企业的管理以及选择高管，这是原则性问题。此外，红杉资本的表现也受到了科技股暴跌的影响。因此，即使X.com的副总裁们对蒂尔抱有信心，莫里茨也并不想把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项目之一委托给一名同时还做对冲基金的“非典型”管理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X.com董事会的6名成员，包括3名创始人和3名投资人，召开了一次有争议的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蒂尔和拉夫琴是从蒂尔的对冲基金电话拨入会议的，拉夫琴在那里把传真机改装成了扬声器。两人预期可以得到另一名董事约翰·马洛伊（John Malloy）的支持，因为马洛伊是诺基亚的代表，而诺基亚正是最早支持他们的公司的。当然，他们也知道没有希望赢过莫里茨或马斯克。最终，会谈的结果实质上就取决于第6名董事会成员了，他是后面一轮风险投资的投资人蒂姆·赫德（Tim Hurd）。
这位投资人最后选择了蒂尔，因此董事会同意以蒂尔取代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但莫里茨依然“从中作梗”，首席执行官的任命被认定是临时性的，董事会雇用了猎头以寻找能长期替代蒂尔的外部首席执行官。尽管猎头最终没有找到替代者，蒂尔因此成功保住了最高职位，但他对莫里茨的怨恨又加剧了。蒂尔真诚地面对着莫里茨，但莫里茨却充满心机，像拿着一把军刀挥砍一样不断地伤害他。“蒂尔感到自己被莫里茨虐待了，而且是出于非常强烈的私人恩怨。”蒂尔的一位盟友回忆道。
5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2月，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尽管科技股市场遭受了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比前一年的峰值下跌了约一半，但X.com还是成功地筹集了9 000万美元的D轮融资。蒂尔认为当时经济疲软，市场将进一步下滑，因此建议X.com将部分新筹集的资金委托给他的对冲基金管理，以图后效。通过看跌纳斯达克的股价，对冲基金将在市场下跌时获得回报，从而实现风险对冲，确保X.com免受市场长期低迷的影响，毕竟这可能会影响公司未来融资的能力。但是，尽管蒂尔对市场方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为X.com对冲风险的想法也很有道理，可他的提案毕竟有点自我交易的味道，因为那实际上是在利用自己在一家公司的职位来扩大自己另一家公司的资本池。莫里茨抓住机会批评了蒂尔对公司治理的无知，他居高临下的嘲弄深深刺痛了蒂尔。一名董事会成员回忆道：“那可是一场大戏。”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这段充满争吵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莫里茨和蒂尔在是否将公司卖给eBay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后者曾一度出价3亿美元收购该公司。一方面，对莫里茨来说，雅虎的教训记忆犹新，所以他反对过早回收收益。在他看来，电子邮件支付这样神奇的产品最终有更高的价值。而蒂尔却从未摆脱交易员的心态，只要价格够高他就会想要卖出。“他是做对冲基金的，这帮人随时都想套现离场。”莫里茨说。
有一次，莫里茨找到了拉夫琴，试图像当初合并两家公司时那样，再次说服他，让他不要卖掉公司。毕竟Paypal做得越来越好，拉夫琴有什么理由要卖掉它呢？如果真卖了，他又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呢？“麦克斯，如果公司卖了，你还会去做什么？”莫里茨问他。“我会再创办另一家公司，就和Paypal类似。”拉夫琴回答。“麦克斯，”凭借着自己业内15年的经验，莫里茨反驳道，“你不知道这样的好机会有多难得。即使你活到150岁，你也不会再碰到像Paypal这样有无限增长潜力的创业机会了。”在这一点上，拉夫琴选择站在了莫里茨这边，3亿美元的报价被拒绝了。之后，公司以Paypal的名义上市。但在2002年7月，eBay再次出价收购该公司，这次的报价是15亿美元。莫里茨的“放长线原则”使拉夫琴的财富增加了大约5倍，蒂尔的财富也是如此。
回顾这些事件，很难说莫里茨做错了什么。他在普莱克索解雇了肖恩·帕克，但那个决定得到了普莱克索联合创始人的支持，因为那样做符合公司利益至上的方针；他曾多次与蒂尔发生冲突，但至少在最初，他有理由怀疑蒂尔不是一个有天赋的创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有理由否定蒂尔和自己的对冲基金自我交易的想法，也有理由拒绝eBay早期对Paypal的低报价；同时，莫里茨也在康菲尼迪和X.com的合并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他的努力，Paypal可能会一事无成。10年后，当蒂尔回忆起他在硅谷学到的创业经验时，他认为避免过度竞争确实是一个关键。“所有失败的公司都是一样的，”他回忆道，“他们没能逃脱竞争的陷阱。”
然而现实是，莫里茨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和帕克、蒂尔疏远了，而扎克伯格的睡衣秀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做的代价。Facebook是当时最热门的创业公司，但其董事会由莫里茨的两个敌人和扎克伯格组成，这让红杉资本没有机会投资Facebook。此外，红杉资本所受的惩罚有可能不止这一笔交易，因为年轻人反抗的范围实际上更广。在睡衣恶作剧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有两家新兴的风险投资公司首次亮相，并且都在挑战传统的风险投资业务。两家公司中，第一家是由蒂尔发起的，它的成立过程与康菲尼迪如出一辙。就像蒂尔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拉夫琴，然后进行了投资并担任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也以这样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创办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
2002年eBay收购Paypal时，蒂尔通过谈判与eBay达成了秘密条款，后者允许他离开公司。当时，收购的公开条件要求Paypal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留在岗位上，但蒂尔突然撤了出来，并套现了5 500万美元。时年33岁的他离开了帕洛阿尔托，来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资助了一家奢华的夜总会，并买了一辆银色法拉利。他重新启动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并称之为“克莱瑞姆资本”（Clarium Capital）。他用1 000万美元作为本金进行投资，意图通过全球石油短缺推高能源价格的机会赚钱。与此同时，他依靠在斯坦福大学和Paypal积攒下的人脉，策划了一系列项目。2004年，他聘请了一名Paypal工程师来开发与国家智能化相关的软件，并请了一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朋友来领导大数据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恰好另一位斯坦福校友里德·霍夫曼也曾在Paypal工作，这让蒂尔在投资Facebook的同时，还向其竞争对手——霍夫曼的初创企业领英投入了资金。上述这些举措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让蒂尔的财富倍增。在鼎盛时期，蒂尔的对冲基金管理着约70亿美元的资产，尽管该基金后来遭受了损失，并出现了一波投资人赎回潮。后来领英和帕兰提尔的估值均超过了200亿美元，而Facebook的价值增长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在获得了如此巨大成功之后，蒂尔才后知后觉地与另一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同为Paypal前员工的肯·霍威利（Ken Howeny）讨论成立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问题。
不干涉、高风险、极度反传统，蒂尔效应愈演愈烈
蒂尔的新基金成立于2005年，名为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这个名字标志着一种精神：创建Paypal这样公司的创始人将始终支持下一代创业者，他们承诺将以自己希望得到的尊重对待新一代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的老朋友、又一位Paypal前员工卢克·诺赛克是创始人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很快，肖恩·帕克也加入了他们。帕克断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是创业者，我们天生就更关心如何帮助新的创业者成为成功的领导者，而不只是变得更有钱。”
自然而然，考虑到蒂尔和帕克与莫里茨之间的争执，创始人基金明确排除了引入外部首席执行官的奎茂模式，他们认为创业者应该控制自己的公司。谷歌开创了这条道路，将埃里克·施密特视为三巨头中的一员，而不是直接的老板。Facebook则走得更远，在公司内部树立了扎克伯格的绝对权威。现在，创始人基金开始将这种“君主专制式的模式”推广到它支持的每一家初创企业。蒂尔觉得，所有伟大的初创企业都有“君主专制的一面”，正如他的一位副手所说：“蒂尔创建创始人基金奉行的就是君主专制，而绝非自由民主。”
对创始人基金的一些合伙人来说，激励创业者是一项道德义务。提出创始人基金名称的诺赛克在Paypal任职期间就对莫里茨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为传统的风险投资人“令人厌恶”。“这些人会毁掉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发明家的作品。”他愤怒地宣称。对于其他创始人基金的合伙人来说，品牌因素将成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风险投资行业的新来者必须与老牌巨头区别开来，这是霍威利在未能从美国机构投资人那里为创始人基金筹集到资金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事实。但从蒂尔本人的角度来看，支持“企业的君主制”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点，体现了他们对于风险资本深刻而清晰的认知。
蒂尔是第一位明确谈论指数法则的风险投资人。自阿瑟·洛克起，投资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少数的赢家将主导整个投资组织的表现。而蒂尔则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实际上属于一个广泛的现象。他引用“帕累托法则之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话说，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不对称、不相等的现象很常见。在帕累托所处的20世纪初，在意大利20%的人拥有80%的土地，帕累托花园里20%的豆荚产出了占总产量80%的豌豆。与之类似，最具破坏性的地震的威力是所有较小地震总和的数倍，大城市也使所有小城镇相形见绌。因此，单次风险投资押注就能主导整个投资组合，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更是自然法则。事实上，这是风险投资人必须遵守的铁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家初创企业如果在一个有价值的补缺市场(49)形成了垄断，那将比数以百万计的没有细分市场差别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获得更多的价值。
蒂尔有条不紊地思考着这一规律的深刻含义。过去的风险投资人曾将其业务的“本垒打”视为一种正常的风险回报模式，也就是说他们的有限合伙人应该允许他们有很多失败的投资案例，因为一只基金只需一到两次大的成功就可以产生正的净利润，即能覆盖失败案例带来的损失。但蒂尔在指数法则中看到了另外的一点，他一反传统地主张风险投资人应该停止指导创始人。从阿瑟·洛克开始，风险投资人一直以指导初创企业为荣，尤其对于像基准资本这样的公司，投后管理简直是其立身之本。200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投后管理在风险投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一家名为莫尔达维多创投（Mohr Davidow）的风险投资机构雇用了5名运营合伙人全职对被投公司提供管理咨询；又如波士顿的查尔斯河风险投资也雇用了至少12名员工，帮助初创企业处理管理层雇用、设备租赁、法务处理等工作。哈佛商学院的保罗·冈珀斯（Paul Gompers）将这些发展描述为一种进步，即“这是风险投资从艺术化到商业化的演变”。
但在蒂尔看来，这种变化是被误导的。根据“二八定律”，真正重要的公司都是极其特殊的。在硅谷的任何一个年份中，真正值得支持的企业其实都屈指可数。(50)而这些杰出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一定非常有能力，来自风险投资人的那一点指导几乎不会改变他们的业绩。“我们投资组合中最强大的公司往往是我们接触最少的。”创始人基金的一位合伙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提供明智的建议可能确实能满足投资人的成就感，但是，风险投资的艺术真谛只是寻找璞玉，而非将其雕琢成器。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能说服人，蒂尔继续展开论述。他认为即便风险投资人的指导真的发挥了什么作用，那也是负面的。当风险投资人将他们的方式强加给创始人时，其实是在赌，赌那些已经被证明过行之有效的“经验”一定能够胜过新的实践方式。他们总是在对比阿克塞尔和凯鹏华盈的那些旧案例，实际上是在说旧的经验一定比新的点子要好。但是，如果按照二八定律，只有少数真正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初创企业才会成功，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乃至打压每家创业公司鲜活的个性。相反，风险资本应该接受那些叛逆、独特和个性的创始人，越古怪越好。甚至可以说，创始人如果不够古怪，那么他们创造出的企业就会流于平庸。那些“正常”的创始人会想出一个明智的计划，但是他们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也因此，这些“正常人”会永远处于一个拥挤的、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赚不了大钱。
蒂尔继续说，最优秀的创业者往往是自大、反人类或近乎疯狂的，这绝非偶然。早期Paypal的6名雇员中有4人在高中时都制造过轰动事件。埃隆·马斯克把首次创业所得的一半收入都用来买了一辆赛车；当他出车祸时，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坐在副驾驶的蒂尔笑称自己没给车投保。蒂尔认为这种极端和偏执实际上是好兆头。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容忍和接受被投公司的创始人屡屡出格犯错，他们应该引导他们、多给他们些机会，而不是指导他们如何墨守成规。创始人基金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就因拒绝投资优步而犯下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该公司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也因此疏远了霍威利和诺赛克。后来当优步成了一家“大满贯”公司之后，蒂尔在书中指出：“我们应该对那些看似奇怪或极端的创始人有更大的容忍态度。”诺赛克则痛心疾首地承认：“或许我们需要多给这些混蛋几次机会。”
除了会压制天才的创想以外，蒂尔还认为，风险投资人们的指导会产生机会成本。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花数天时间指导被投公司的创业者，就不会有同样的时间来寻求其他的投资机会了。卢克·诺赛克就一度卷入一家名为“动力装置”（Powerset）的公司的泥潭之中无法抽身：当时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已离职，而该公司正不顾一切地向收购方出售自己。由于他专注于动力装置公司的事情，也就因而未能再发现其他公司（包括Facebook和Twitter）的投资机会。“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赚了大约10万美元，”诺斯克回忆道，“当时我太忙了，一直没空和其他创业者见面。”
表面上看，蒂尔总是态度严肃，做事比较呆板，给人的印象是，他就像一位遗世而独立的空想哲学家，而对现实的混乱不屑一顾。他喜欢做一些离奇的事，例如投资“海上家园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在政府管控之外的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以及资助致力于研究如何延缓衰老的项目。但与乔治·索罗斯一样，蒂尔有勇气将其哲学理念与投资实践联系起来。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学生，索罗斯接受了一种观念，即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会妨碍人们理解事实。相应地，索罗斯积极地针对人类不完善的认知所产生的自我强化的繁荣和衰退进行投机。同样地，在理解了二八定律的含义后，蒂尔下定决心，无论创始人的行为有多离经叛道，创始人基金都不会将他们逐出创业公司。即使多年后，该公司依然忠实地坚持这一原则。事实上，创始人基金从来没有在董事会的投票中和创始人唱过反调，甚至逐渐都不要求占据董事会席位了。这是对唐·瓦伦丁和汤姆·珀金斯所建立的实践传统的大胆“反叛”。
蒂尔总是这么特立独行，就连在招募自己的合伙人上也不例外。他与卢克·诺赛克的第一次对话话题便围绕着诺赛克希望在死后被冰冻，以期在未来医学发达到能让其复活而展开。这并没有阻止蒂尔欢迎诺赛克加入他的合伙人团队。同样，肖恩·帕克也曾因违反法律而陷入麻烦，还和莫里茨这样的大佬有过节，然而尽管如此，蒂尔还是邀请了他。为了消除思维的同质化，创始人基金打破了每个星期一开合伙人会议的行业惯例，用激进的权力下放模式取代了风险投资业传统的集体责任模式。创始人基金的投资人都独立寻找交易，甚至一些小的投资都不用互相商量，当然更大的投资则需要协商。一般来说，投资越大，就越需要更多的合伙人同意；但即使是最大的投资也不需要多数人投票赞成。一位合伙人总结道：“通常只需要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需要做这件事’，就会被允许投资。”
和索罗斯一样，蒂尔坚信，自己有理由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索罗斯的长期合作伙伴和被其称作“另一个自我”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观察到，能够适时地进行巨额投资是索罗斯被称为天才的原因。索罗斯对市场方向的判断并不比其他交易员更准确。使他与众不同的是，在形成一种真正强烈的信念时，他会勇敢地付诸行动。与索罗斯类似，蒂尔有勇气在正确的时刻、按照他对二八定律的理解进行巨额投资。因为只有少数初创企业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没有必要对看似稳妥的机会感到兴奋。在风险投资中，中位数投资总被看作失败。但当他遇到一个潜在的“大满贯”公司时，蒂尔则时刻准备把筹码堆到桌子上。1998年，他给麦克斯·拉夫琴的30万美元投资是安迪·贝托尔斯海姆对布林和佩奇投资额的3倍。尽管当时贝托尔斯海姆有更多的资金可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2004年，蒂尔对Facebook的天使投资总额是霍夫曼和平卡斯投资总额的13倍。其他投资人总是希望通过分散投资来管理风险，他们没有那种集中投资钓大鱼的胃口。但在一个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蒂尔确信，拥有一小部分巨额、高潜质的投资比拥有一大堆三心二意的投资有更大的概率取得成功。
蒂尔喜欢讲关于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故事，这是一家初创的风险投资公司，我们将在后面听到更多与之相关的故事。2010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在社交网络应用Instagram（图享）上投资了25万美元。从某些指标来看，这是一次惊人的“本垒打”：两年后，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安德森的投资回报是其投资金额的312倍，净赚7 800万美元。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是一场灾难。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用以投资Instagram的这只基金的总募资额共15亿美元，而该公司仅用其中25万美元投资Instagram，产生了7 800万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余投资的收益可能远远不如Instagram，只有当该基金的全部投资收益达到15亿美元，也就是约19个7 800万美元时，整只基金才能达到盈亏平衡，否则Instagram再成功，该基金也可能会亏损。支持一家成功的公司对一个投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残酷的事实是Instagram只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一个被浪费的机会。相比之下，当2007年创始人基金对Facebook的后续投资机会感到兴奋时，诺赛克选择了全力以赴。他打电话给创始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说服他们向一个只含有Facebook一家公司的特殊目的实体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投入额外资金。最后他甚至把父母的全部退休金都投资于该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蒂尔甚至开始了另一个维度的冒险。除了投大项目，他还选择去支持越来越大胆的项目。在成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几年后，他就打算投资那些“风险更高、更具创新性、真正有潜力改变世界的公司”。他不会把自己的投资选择局限于时下流行的软件领域，而是会着眼于那些不太明显、可能更重要、更有利可图、像“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重大却极度困难的项目。直到2008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机会。
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时，蒂尔遇到了Paypal的老对手埃隆·马斯克。考虑到蒂尔的盟友已将马斯克赶出Paypal，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但后来马斯克从这一事件中振作起来，他将他在Paypal的收益投资于两家新成立的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特斯拉公司，以及自诩有雄心大幅削减太空运输成本，从而使开拓火星成为可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而现在，就在婚礼上，马斯克告诉蒂尔，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欢迎其投资。“当然，”蒂尔说，“我们言归于好吧。”
蒂尔给他的合伙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建议投资相对适当的500万美元。肖恩·帕克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太空旅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但诺赛克的反应则正好相反。如果说创始人基金是要放眼于像“登月计划”那样重大却极度困难的项目，那么“火星计划”显然是不可抗拒的。
诺赛克开始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大家都不清楚他们的技术研发是否会成功，”霍威利回忆道，“因为迄今为止每一枚实验中的火箭都爆炸了。”当诺赛克进行调查时，另一位潜在的该公司支持者退出了，此外还有一位支持者不小心把邮件抄送给了创始人基金，称蒂尔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失去理智。但诺斯克还是决心相信公司：首先，太空旅行是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进展的技术之一，但后续发展趋于平缓，比如在2000年向太空发射一千克质量物体的成本竟然与1970年相同。他们设想，也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可以利用科学进步来开启这个领域？其次，公司实验中的火箭虽然爆炸了，但工程师们明白爆炸的原因。而如果你能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失败就反而是一种额外的收获。最后，马斯克本人就是典型的傲慢的天才。如果创始人基金相信自己的理论，那么马斯克嘲笑自己撞毁了未投保赛车的事实就应该足以让他们支持他。
2008年7月，就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三次尝试发射火箭失败后，诺赛克说服蒂尔将2 000万美元全部押在马斯克身上，以换取公司约4%的股权。10年后，公司的估值达到了260亿美元。凭借这些高风险的赌注，创始人基金将自己打造成了最佳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这证明了其在风险投资中采取的不干涉、高风险、极度反传统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同样也给传统的风险投资行业敲响了警钟。这场由谷歌发起、由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推向高潮的硅谷年轻人“起义”，现在正被蒂尔及其基金会逐渐系统化、制度化。“蒂尔效应”还在愈演愈烈，几乎同时，另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正由另一位对风险投资人的狂热批评者发起。
开辟风险投资空白地带
第二位风险投资新贵就是黑客兼博客作者保罗·格雷厄姆，“糟糕的风险投资”理论提出者。和蒂尔一样，格雷厄姆坚信风险投资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不过他要比蒂尔更晚才开始纠正这些“错误”。
2005年3月，睡衣恶作剧发生几个月后，格雷厄姆出现在哈佛大学校园的305爱默生厅，向大学计算机学会发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如何创业”。礼堂里挤满了人，大约有100名学生读过格雷厄姆的关于编程和思考生活的文章，并希望像他一样成功创业。当格雷厄姆在演讲期间整理自己记录在发黄纸张之上的笔记时，全场鸦雀无声。
格雷厄姆接着阐述了他最喜欢的观点，即任何有好主意的黑客都有资格创业，并且都不应该屈从于那些投资人。创业者只需要少量现金来支付租金和杂费。格雷厄姆补充说，理想情况下，这笔资金应该来自一位有创业经验的天使投资人，一位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帮助的志同道合的人。
讲到这里，格雷厄姆突然有一种被火热的目光刺痛的感觉，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仿佛在说：“这样的人不就是你！”他后来回忆道：“我有一种可怕的幻觉，好像他们全都想把商业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格雷厄姆对可能伴随投资业务而来的法律和事务性工作感到不寒而栗，他立刻打断了听众。“不是我，不是。”他坚持说。他陶醉于那些年轻计算机科学家仰慕的目光，但他没有成为风险投资人的计划。“那时大约有100个技术迷的失望的哀叹声在房间里回荡。”观众中的一名学生后来写道。
演讲结束时，格雷厄姆周围都是仰慕者。两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听他演讲。其中一个戴着椭圆形眼镜的瘦小的金发年轻人想要格雷厄姆的亲笔签名，但似乎因太过敬畏而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是个子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他拿出了格雷厄姆写的关于Lisp语言的一本书，想要他的签名。格雷厄姆笑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请求在自己的编程书上签名。但高个子青年还有一个要求：他和他的朋友想和格雷厄姆博士喝杯饮料，谈谈他们的创业想法。格雷厄姆受宠若惊，一时忘记了自己在讲台上时的决心，同意当晚见面。“我想既然你从弗吉尼亚远道而来，我不能说不。”他说。
当晚，格雷厄姆身穿宽松的马球衫和卡其色短裤，来晚了一点儿。几人在一个叫阿尔及尔的咖啡馆找到了一张桌子，当鹰嘴豆泥上菜的时候，高个青年开始说话了。他是亚历克西斯·奥海涅（Alexis Ohanian）(51)，他的朋友是史蒂夫·哈夫曼（Steve Huffman）。他们的创业项目可以改变餐馆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编写一个程序，允许人们通过短信订购食物。
奥海涅讲了大概5分钟，格雷厄姆就抓住了这个小项目中的大创意。他打断了奥海涅的阐述，惊呼道：“这简直把生意做绝了！以后吃饭再也不用排队了！”突然之间，格雷厄姆将餐厅订单与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并鼓励这两个学生着眼于更大的格局。分享自己拥有的知识令他异常激动。
4天后，格雷厄姆和女友杰西卡·利文斯顿（Jessica Livingston）在哈佛广场吃过晚饭后步行回家。虽然快到春天了，剑桥的气温却还在零度上下徘徊。二人边走边聊，利文斯顿告诉格雷厄姆自己申请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营销职位，正在等待回复。就格雷厄姆而言，他刚刚从阿尔及尔咖啡馆的“奇遇”中走出来，并感受到了天使投资的吸引力。尽管他仍然对成为风险投资人持保留态度，但能从中得到指导年轻创业者的机会，这一点还是很吸引他的。“我一直认为，创业者们的确需要天使投资的支持。”他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投资，他们又怎么能开始做一家公司呢，对吗？”
当这对情侣沿着斑驳的砖砌人行道行走时，一个想法在格雷厄姆心中坚定了下来。他要和女友一起创办一家小型天使投资公司。杰西卡·利文斯顿可以在那里工作，而不是继续争取永远不给答复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工作机会。她可以承担格雷厄姆不感兴趣的行政和法律事务，格雷厄姆则会利用自己作为创始人的经验来挑选下一代的赢家，他们简直是天作之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形式——种子投资，这将填补格雷厄姆在主流风险投资中看到的空白地带。以往创业者需要风险投资人在提供资金的同时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不同于此，新一代软件行业的创业者只需要足够的现金置办办公用品，外加投资人偶尔的指导和友情上的关心以缓解编程时的孤独感。“格雷厄姆-利文斯顿”计划也将比天使投资人的分散的“冲动投资”更具有系统性，因为他们有办公室、员工以及标准化的程序。格雷厄姆自己出资10万美元，他之前在软件公司Viaweb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承诺每人投资5万美元。然后，他在博客上以大红色的标题“夏季创业者项目”直接宣布了这一计划。
格雷厄姆称该项目是对传统大学暑期实习的实验性替代项目。参与者每人将获得6 000美元的投资以维持其项目三个月的运营，格雷厄姆强调说，这笔资金并非暑期实习工作的酬劳，而是一笔投资。此外参与者还将得到实际的指导和情感上的支持。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顿的公司YC将时时关注参与者的初创企业，帮他们开设公司银行账户，并就专利申请等提供咨询服务。格雷厄姆和他的几个聪明的朋友会就初创企业的业务提供反馈，每星期会有一次晚宴，以便参与该暑期项目的学生互相熟悉、了解。作为回报，YC将持有其支持的每家微型企业的6%的股权。
起初，格雷厄姆认为这个暑期项目是暂时性的。YC会同时投资几个团队，以便了解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但很快他意识到这种集合投资的效率非常高。作为一个团体，成员们可以互相支持，减轻自己和利文斯顿的负担。YC可以一次性地帮助整个初创企业群体，例如邀请一位演讲者共进晚餐，让所有的学生都来听讲；也可以组织一个路演日，让所有创始人向后续投资人进行推介。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天使投资。(52)
2005年4月，格雷厄姆、利文斯顿和Viaweb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在他们最近收购的一家糖果店里召开会议。那里有5个天窗、明亮的白色墙壁和斑驳的20世纪中期家具，前门被漆成了柿红色。格雷厄姆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面试，他们从227份申请中挑选合适的团队，并将其分成了20个小组。在一系列45分钟的面试中，申请团队要进行答辩，而Viaweb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则在面试中“扮黑脸”。格雷厄姆在白板上画了一幅莫里斯的漫画，漫画中的莫里斯眉头紧皱、下唇突出。“这项目没戏！”附带的标题写道。然而，里面有的项目其实很“有戏”。有一个来自斯坦福大学的19岁男孩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他看起来有着超乎自身年龄的智慧，后来还接替格雷厄姆担任了YC的精神领袖。还有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哈夫曼和奥海涅，他们后来放弃了短信订餐项目，转而选择创立了一个名为“红迪网”（Reddit）的新闻网站项目，后者成了YC第一个盈利的项目。最终，总共有8支团队成功入围，YC的录取率为3.5%，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录取率相当。
在有了足够的钱支付房租和购买比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被选中的创始人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他们复制了格雷厄姆在创建Viaweb时所采用的连轴转的工作方式。每个星期二晚上，大家会稍微放松一下。格雷厄姆会亲自下厨，而“暑期学校”的学生们则四处闲逛，比较各自项目的进展，有时喝点柠檬水和薄荷冰茶，这是利文斯顿的特制饮料。尔后，他们会坐在天窗下长桌两侧的长凳上，聆听格雷厄姆邀请的外部演讲者的演说。演讲者会夸大格雷厄姆提出的观点，这是常事。一位访客播放了一张幻灯片，上面的讨论之题是：“风险投资：撒旦的无情特使，还是笨拙的强奸犯？”
几年后，当YC在帕洛阿尔托扎根时，格雷厄姆邀请了马克·扎克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活动上发言。这位演讲老手站起来，表达了新生代的共同信念：“年轻人就是更聪明。”
继孙正义的成长型投资、贝托尔斯海姆类型的天使投资和彼得·蒂尔的“甩手掌柜”模式之后，YC代表了对传统风险投资的又一个挑战。格雷厄姆在对风险投资现有机构的缺点总结分析后，提出了小额投资的理论，即大额投资对有风险的软件类初创企业有害。他提出了集合投资的想法，并发明了一种简单、不唐突的方式，将计算机科学家变成创业者。格雷厄姆的新投资体系与传统的风险投资不同，在他看来，自己不仅仅是在会见创业者，利用他们的才华，而是在招募年轻的程序员，创造创业精神。
格雷厄姆用编程术语描述了他的“炼金术”：它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黑客攻击”。就像一个黑客在一段代码中看到了一扇灵感迸发的“后门”一样，他研究了人类社会，并意识到只要稍加调整，它就可以更高效地运行。2006年，他在YC成立一年后写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可以创业却没有创业的聪明人。只要在合适的地方施加相对较小的力量，就能让世界上涌现出一批新的创业公司。”这批新的创业公司的出现，不仅会创造额外的财富，还标志着年轻黑客在未来选择上将有更充分的自由。格雷厄姆写道：“1986年我大学毕业时，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找份工作或读研究生。现在出现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创办自己的公司。而这种从两条路到三条路的转变，是那种每隔几代人才会发生一次的重大社会性转变。很难预测它会有多大意义，也许就像工业革命一样重要？”
当然，这种让黑客更加自由的想法并不完全是新奇的。相反，它实际上扩大了风险投资的最初意义。阿瑟·洛克解放了那些在等级制企业中只能束手束脚的人才，而种子投资则让年轻人在加入任何企业之前就可以解放自己。他把这一理念提炼成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要为自己工作，抓住自己想法的价值；与其爬梯子，不如自己造一个梯子出来。格雷厄姆欢呼道：“20世纪中期单一的、等级森严的‘巨无霸’公司正在被一群小公司所取代。”而且，这样的创新前沿已经被安娜莉·萨克斯尼安认知到了。除了这些，正如格雷厄姆所意识到的，软件业的崛起意味着小型公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初创企业网络将独立于传统的公司和市场之间，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种组织形式。而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变化。
格雷厄姆广阔的视野推动着他的投资模式不断发展。在第一次的夏季创业者项目取得成功后，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顿将他们的种子投资模式带到了西海岸。他们增加了接收的团队数量，并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花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学生创业，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创业援助，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会议，等等。随着夏季创业者项目的推广，数十名模仿者涌现出来，他们有时会对格雷厄姆的投资模式进行巧妙的调整。2006年，一个名为“科技之星”（Techstars）的竞争对手公司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成立了，几年后它的业务范围就扩展到了波士顿、西雅图和纽约。第二年，奉行格雷厄姆理念的欧洲公司种子营（Seedcamp）在伦敦成立。2018年，YC的“毕业生”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以YC合伙人的身份回国，推出了一款名为“先驱者”（Pioneer）的在线创业加速器平台，旨在向远离任何科技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推广YC模式。与此同时，一家名为Entrepreneur First（创业者为先）的公司创立，他们招募程序员，以YC的项目模式组织并鼓励这些程序员合伙创业，旨在帮助创业者克服难以找到志同道合伙伴的障碍。很快，由爱丽丝·本廷克（Alice Bentinck）和马特·克利福德（Matt Clifford）这两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英国人所领导的Entrepreneur First在伦敦、柏林、巴黎、新加坡市、香港和班加罗尔都开始生根发芽。
总的来说，以YC为代表的更大范围内的硅谷年轻人起义，都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最初由一般投资人组成，后来由阿克塞尔风格的专家们所组成的行业，现在其行业成员正在分为种子投资人、早期投资人和成长型投资人。与此同时，风险投资人们正在学习“听创始人的”。风险投资人们越来越走向洛克式的自由主义风格，而非瓦伦丁和珀金斯式言传身教的家长式风格。但这样的新想法、新转变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彼得·蒂尔的以帕累托法则为源泉的理论可能被捧得太高了。从基因泰克到思科，已经有很多案例表明，正是风险投资的主动管理推动了被投公司的成功。同样，保罗·格雷厄姆在谈到小型软件公司的投资时，对专横、大手大脚的风险投资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小型公司管理简单，且所需资金很少。但规模扩大之后，公司仍然会需要指导和更多的资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下面这条警告变得尤为重要：一些硅谷的公司会发展得更大，它们将耗资数十亿美元，为数千万消费者服务，这使他们经常需要严格的投资人监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亏了年轻人“起义”所带来的投资文化的转变，事情才未必总是这样发展。
风险投资箴言
· 只有少数真正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初创公司才会成功，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乃至打压每家创业公司鲜活的个性。
· 风险投资的艺术真谛只是寻找璞玉，而非将其雕琢成器。
· 风险资本应该接受那些叛逆、独特和个性的创始人，越古怪越好。
· 在一个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拥有一小部分巨额、高潜质的投资比拥有一大堆三心二意的投资有更大的概率取得成功。
· 阿瑟·洛克解放了那些在等级制企业中只能束手束脚的人才，而种子投资则让年轻人在加入任何企业之前就解放自己。
· 风险投资人们正在学习“听创始人的”。风险投资人们越来越走向洛克式的自由主义风格，而非瓦伦丁和珀金斯式言传身教的家长式风格。
The Pow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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