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于动乱年代
1933年，黄培予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黄中是浙江大学的教授。
那个年代，大学教授可谓凤毛麟角，黄中究竟有什么来头呢？原来，他出身于成都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境优渥。十四五岁时，家人逼他成亲，他便逃婚跑到了北平。
在成都他是大地主家的少爷，衣食无忧，而在北平，他啥也不是，甚至穷得没钱吃饭。
为了糊口，黄中考上了清华学堂，因为那里不仅能免费读书，还包吃包住。从清华毕业后，黄中又公费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专业。
壮士拔剑报国仇，书生执笔解民忧。
黄中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到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执教。1934年-1937年期间，他协助茅以升建造了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大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没多久，日军登陆杭州湾，杭州城沦陷。4岁的黄培予随着父亲逃到上海租界避难，在上海度过了几年时光。
1941年，黄中受邀到厦门大学执教，留妻儿在上海。但当时厦大不在厦门，而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城长汀，因厦门被日军占领，厦大被迫内迁于此。
几个月后，母亲带着黄培予和弟弟从上海出发，穿过封锁线，一路坎坷历经艰难，终于到达了长汀。这一家人得以再次团聚，并在福建暂居下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终于回到厦门。黄培予进入双十中学读书，在那期间，他经常看一些进步书籍，激发出满腔的热血，暗暗发誓一定要以身报国。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开展，青年学生参军出现高潮。
“十万学生兵，披上新戎装，打击野心狼，卫国保家乡。” 当时有58万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实际招收了10多万人。
立志投笔从戎的黄培予早已没心思读书，但是家人并不同意他离开厦门去参军。
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得了脑瘤刚做完手术，母亲一直重病缠身，弟弟年龄还小需要照顾，整个家庭全指望他。
1951年，黄培予读高三，两只耳朵里都是“窗外事”。有一段时间，国民党经常炮轰厦门，金门局势紧张，厦门大学不能正常上课，便临时安排了部分学生在龙岩上课。
18岁的黄培予便趁着父亲到龙岩上课时，偷偷跑去当兵了。
二，从军大西北
接着，黄培予被分配到了驻扎在新疆的某六军。从东南沿海到大西北，从一望无垠的大海到辽阔的黄土高坡，带给他的不止是新鲜感，更是一种挑战。
干旱与严寒，需要他的身体慢慢适应；而他之后所接触的人和事，则让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以前，他是知识分子，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情结。这源于他的家庭背景，父亲出生在地主家庭，外公是上海纺织业资本家，舅舅从哈佛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高官。
自从入了伍当了兵，黄培予这才真正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让他深刻理解了贫穷与饥寒、凄惨与痛苦的真正含义。
黄培予
因为有些文化水平，他是全军中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毕业的，后被抽调去写军史。一年后，部队调往兰州，他又从政治部调到了机关里。
后来，黄培予作为兰州军区学员被送到东北航空学校进修。他想学习驾驶飞机，当一名飞行员，但因为体格和政审不过关，愿望落空。在东北的两年，他学习了飞机发动机的构造和原理，回到兰州后，负责对飞机进行维修、检查等技术保障工作。
1961年，黄培予考上了哈军工(现哈尔滨工程大学)，再次因为政审不过关，没去成。
他很不甘心，买了一套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教材，花了3年时间自学，渐渐对飞机发动机方面的研究有所建树，还曾发表过文章，主持编写了一套《西线作战机务保障经验》丛书。
有一段时间，黄培予也曾遭到过批斗，但很侥幸过关了。从1969年起，他又在省政府办公室待了7年，“接触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黄培予
1982年，黄培予经过争取，转业回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年，他18岁离开厦门，如今归来，已是49岁的半老男人。
三十年变迁，物是人非，父母早已去世，厦门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三，组装丰田DYNA
黄培予回到厦门时，正值厦门成立经济特区。当时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愿意去哪里上班。他说自己喜欢接受挑战，愿意尝试新事物。
就这样，黄培予被分到了只有二三十人的厦门特区管理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
没多久，他被派去筹建厦门联发公司。1983年9月，厦门经济特区联合中行信托、5家港澳银行合资设立联发公司，黄培予在公司主管日常工作，并负责招商引资。
在管委会的两三年来，黄培予接触到的都是新东西，为了有能力跟人家谈合作，他自学经济法、合同法等商业知识，渐渐对市场经济产生兴趣，做生意的念头开始萌芽。
这时候，他才接触到汽车工业。
当时，二汽负责人黄正夏急着要去欧洲，跟雷诺和福特英国公司谈合作。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报批，至少一年半载，耽误事情。二汽这才经人介绍，找到厦门管委会黄培予帮忙。黄正夏这才以厦门经济特区的名义组团出国考察。
在欧洲，黄培予跟着二汽人到法国雷诺、英国福特公司参观考察，雷诺的自傲气焰让他深恶痛绝。
1984年，黄培予又随厦门领导考察日本，看过松下电器、丰田汽车，他对丰田汽车印象深刻，感觉丰田汽车将会在中国卖得很好。之后他就产生了搞汽车的想法。
他说服领导，也学着湛江三星汽车的模式进口汽车。黄培予向丰田采购了2000辆丰田DYNA轻卡，采取SKD的进口方式。
不凑巧的是，这批丰田轻卡刚组装好就碰上海南汽车走私案，所有进口车全部冻结，不能卖了。这样，有些人对他的意见就大了。“黄培予，你搞这个事情，人家进来后，马上就卖了，你非要弄个SKD、CKD来折腾。好，现在赶上中央下文，进口车不准卖！看你怎么办？”
积压一年后，最终那批车还是全部卖出去了，且都是抢手货。
之后，黄培予离开联发公司，领导让他创办厦门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但是不拨钱。没钱怎么搞业务，怎么付职工的工资？这难不倒黄培予。
他自己另外注册一个进出口公司，用这边生意赚的钱养那边的公司。他做的是汽车零部件进口，几单生意一做，马上就有资金，两三年时间就赚了几千万元，员工才二三十人，在当时是暴利行业。
四，创立金龙汽车
1988年6月，领导又找黄培予谈话，让他组建汽车工业公司，以此从二汽的30万辆轿车项目中分一杯羹。
为什么找他？因为他近几年都在从事汽车进出口，又跟二汽的领导比较熟悉，所以这事非黄培予莫属。可是，他前前后后跑了十趟十堰，几乎都把二汽的门踏破了，但依然没有希望。当时不止厦门，觊觎这个项目的还有湖南、江苏等省份，各大领导纷纷登门拜访二汽，可都被婉言谢绝。
湖北省是不会把30万辆轿车放出去的。1988年底，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确定在武汉，东风雪铁龙合资项目的厂址之争再无悬念。
厦门领导知道这事没戏后，就正式通知黄培予，要把汽车项目取消。
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了。这让黄培予很为难，他已经从外面招来一批技术人才，他们携家带口冲着厦门特区来致富。黄培予怎么忍心再劝他们返回老家？
黄培予坚决不同意注销厦门汽车工业公司。领导拿他没办法，便向各大银行下发通知：厦门汽车项目没有了。
国有银行不给他提供贷款，看他还怎么经营！黄培予不甘心，找到熟悉的银行行长再三恳求，把嘴皮子磨破了，行长还是不敢贷款给他。
山穷水尽之时，黄培予突然看到鹭江宾馆里面的渣打银行办事处，不多想，他就带着会计来到渣打银行。
两周后，渣打银行总部批准了他的130万美元贷款。这让黄培予高兴极了，其实他对这事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有钱以后，黄培予开始做市场调研，因条件有限，他只能做改装车。轿车需要资质，卡车行业都是“大头”，厦门汽车缺人缺技术缺钱，只有做客车最合适，也有前途。
此后两年时间里，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大金龙)、厦门金龙汽车车身有限公司(金龙车身)、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小金龙)先后成立，而且都是中外合资企业。为什么这样？因为厦门汽车工业公司缺钱，厦门不给贷款，黄培予只能以股份换资金。
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有领导给厦门汽车工业公司两句话：一句是“前途无亮”；一句是“自生自灭”。
黄培予就是这么倔强，顶风犯上，不让搞却坚持要搞。厦门汽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很快，金龙客车就奇迹般地腾飞了起来。
为了搞活机制，大金龙、金龙车身和小金龙的总经理全部是合同制，按利润提成。当时，黄培予的工资每月四五千元，而总经理可以拿到100万元。
五，壮志难酬
1992年5月，厦门汽车工业公司改制成为厦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在上交所上市。
厦门金旅为什么叫小金龙？并不是因为规模小，而是意在做小车。黄培予曾与德国大众敲定合资生产大众商务车，但因为国外汽车品牌在中国合资项目不能超过两家，项目就此终止了。
厦门汽车上市后，黄培予开始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小轿车上，他算了一下，搞小车至少需要16亿元。
当时国内融资根本搞不到这么多钱，于是他计划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不过，这件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把他给告了。1998年，黄培予被停职接受调查。
资料显示，1998年11月，黄培予因侵吞厦汽公司2800多万元股权和924万余元红利，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人民币10万元。
2002年，黄培予案件终审判决，黄培予被判15年有期徒刑。
黄培予为厦门汽车工业立下汗马功劳，付出了许多心血和代价，小轿车项目没有成功，或许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他是一个有理想、有目标、能干事的人。可惜，性格缺点也很明显，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有很多缺点：政治上不成熟；幼稚；太清高；太自以为是——我想做事，可惜条件不成熟。”
“我这个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太傲气。你对我好，我加倍地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加倍不理你。清高有时候会害死人，对做事情不利，在官场上也行不通……”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没有黄培予，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金龙客车和厦门汽车工业。
参考资料：
- 汽车商业评论：被刻意淡忘的厦门汽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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