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下同）发布以来，金融业真正开始了过紧日子，信托业的日子更是难过，特别是接二连三的暴雷新闻不绝于耳，此时，不管投资者还是金融圈，都对信托业产生了一种怀疑甚至说是不信任，当因信任而托付的信托行业面临公信力危机的时候，困难抑或说劫难才刚刚开始，那么转型就是不得不然的事情，但需要厘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如何看待今天的信托业，本文从多个角度做一些分析。
导语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小平同志以三顾茅庐之礼，请后来担任过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挂帅，这标志着信托制度开始在中国逐步恢复，而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信托业的正式起点。198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关于银行要试办信托投资公司的指示，正式开办信托业务。由此开始，各国有银行、部委、地方政府纷纷设立信托投资公司，信托业迎来第一次快速增长期。然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7次整顿：
1982年业务不明确的整顿、1985年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的双失控整顿、1988年乱设机构的整顿、1993年过分热衷实业和房地产投资的整顿、1998年业务管理及机构设置混乱的整顿、2007年信托颁布实施了“两规”，即《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发展定位。2018年8月资管新规发布，信托业再起变革，当前信托业正处在第7次整顿过程中。
不过，笔者认为，第7次整顿和前6次整顿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第7次整顿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是在中国经济总量跃上百万亿之后，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之后，这就意味着信托业作为银行业的信贷补充使命或已基本完成，换句话说，信托业发挥“影子银行”的功能逐步减弱并降为次要位置，也即中国信托业经过40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才真正迎来信托最本质的功能——财富管理功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信托回归本源业务——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因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融资结构也在变化，如果没有及时认清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而以传统的固有思维继续大规模发放贷款，那么所谓的“暴雷”就不可避免，信托公司也不能因为大家都这么做而得到豁免，相反，抱有“法不责众”思维者，也必将自食其果。因此，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需要对信托业重新审视，笔者将从以下六个角度对信托业做一些分析。
一、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角度看信托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的一个全新的概括。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居于核心地位，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就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它的运行表现为价值流导向实物流，货币资金运动导向物质资源运动。
金融运行得正常有效，货币资金的筹集、融通和使用将充分而有效，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更合理，对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所起的作用也就愈明显。金融亦是国际宏观调控重要的经济手段，国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通过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运用各种金融调控手段，适时地调控货币供应的数量、结构和利率，从而调节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
通常认为，信托与银行、证券、保险并称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作为金融业的一个子行业，信托业一方面承担着国家宏观调控的使命，另一方面又发挥着市场主体的基本功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角度来看，信托业不仅不可或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地位也将会越来越重要。所以，对于信托业，我们不是去怀疑，而是要学习，毕竟信托制度有着好几百年的发展史。
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角度看信托业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报告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表明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郑重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保障。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的时间相比，早在2001年《信托法》就已颁布并于当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从而规范和保障着信托业的发展。从属性和归类说，信托法隶属于民商法体系，但同时亦具有金融法、经济法、行政法的公法色彩，因为信托法不仅仅调整民商事经济活动，也是监管部门管理信托业的基本法律依据；从法律位阶来说，信托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就是说其效力高于民法的一般规定。而且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民法典》后，信托法律制度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民法典对信托的财产管理功能更加重视。所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角度看，信托业必然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三、从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角度看信托业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对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此处不再赘述。信托公司是唯一能够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进行经营的金融机构，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信托以发放贷款形式支持实体经济居多，而通过资本市场这样直接融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比较少，所以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融资结构调整中，在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托应该着力发挥直接融资功能，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加快“非标转标”，标品信托相对非标品信托来说，对信托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要求更高，更考验信托公司的实力，笔者认为，标品信托更接近“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本源。因此，从高质量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信托业须回归信托业务本源，更多以直接融资的方式服务实体经济。
四、从企业家精神与家族企业传承角度看信托业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习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解决。一方面，有效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保证民营企业能够平等获得资源；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在限制权力滥用的同时做好服务支持工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另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不断完善企业治理。平安银行私人银行有个观点：“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比家族企业传承更重要的了。”笔者结合习总书记的前述话语对该观点的理解如下：
首先，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创业者们，他们或硕学博雅，或文韬武略，或忠肝义胆，以超常的智谋、勇气与意志，为振兴中国工商业、为民族企业自主自强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形成了一大批响当当的品牌企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眼里只盯着钱，哪儿能赚钱就进军哪个领域，没有对本业精耕细作，最终因产能过剩、产品低劣等一系列因素导致惨败，赔了夫人又折兵，给国家和社会都带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已经不再是物资匮乏的年代，而是到了追求工匠精神和优质产品的时代，如果优秀的家族企业能够得到传承，那么在经济要素、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相比其他企业可能更能得到充分利用，因而也可以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产品，还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政府税收。
其次，互联网可以给我们提供便捷高效和强大的数据库，但没办法提供品位生活和感情互动，互联网只是工具，是术，而非道。因此，随着温饱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更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品位生活，而这个只有沉淀了百年的不断精益求精的家族企业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实际上二代比一代更具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更具有企业家精神，笔者以为以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担当精神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才真正拥有做成百年老店的强大基因，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新引擎。故而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没有什么比家族企业传承更重要的了。传承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精神财富，有人说贪财是万恶之源，笔者认为贫穷（包括精神贫穷和物质贫穷）才是万恶之源，贪财是精神贫穷的一种，而且精神贫穷真的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没有任何成本。
最后，激励企业家精神、帮助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离不开家族信托，因为综合古今中外的财富传承历史和各种财富传承工具，家族信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优势的核心是基于信托的独立性，能够真正保护企业家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让家族财富安全传承，具体内容此处不再赘言，但相比商业银行私行部门、家族办公室等机构，信托公司才是家族信托业务的真正“厂家”，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换言之，最终的解释权和责任承担是信托公司，毕竟信托公司是信托合同中的当事人，是受托人，银行等其他机构既无权解释合同也不会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因此，从企业家精神和家族企业传承角度，信托业真正的财产管理与保护业务才得以回归且正当其时。
五、从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角度看信托业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纵览此次会议内容，很可能意味着共同富裕或将从文件走向现实。
笔者始终认为，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与传承业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解决科技创新、产权保护、产业升级、结构性改革、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人类文明史上有三项最伟大的认知和实践：一是，人人平等；二是，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三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三项与我们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恒产论如出一辙，而财富管理就是对第三项思想认知在文化层面、法律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中国式、本土化的落地践履，而终极目标和宗旨就是探索和解决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思考共同富裕，我们先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分析：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什么让当时的人民怕富、惧富，以至于不敢富裕？而今天为什么大家又拼命赚钱，是什么让大家又变得如此怕穷抑或说穷怕了？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基础，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命题的理论基础又在哪里呢？反观今天的现实情况，一部分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真的先富带后富了吗？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人愿意带动大家致富吗？结果貌似是不愿意，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还有夏洛克和葛朗台，还有大面积移民……
然而，这些问题都在此次会议中做了全面回答。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保护产权，保护合法收入，保护合法致富，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信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路径，信托不仅具有投资理财功能、风险管理功能、财富传承功能、保障促进功能、廉政建设功能、公司治理功能，还具备公益慈善功能，实际上公益信托和慈善信托不仅在《信托法》中有规定，还写进了《民法典》，因而信托公司必须顺势而为，在事务信托（家族信托、公益信托、慈善信托等）中做出好成绩，才算得上真正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然就是不务正业，不务正业必然就会被敲打、被窗口指导。所以，从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角度来看，信托业理应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信托业的天职。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五个角度对今天的中国信托业做了一些分析和梳理，困难是暂时的，而且困难的产生是多方面造成的，有信托业自身的问题，也有经济环境因素，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困难不是绝境，更不会是绝望，俗话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危机是相互依存的，机会、机遇总是在危境中应运而生，何况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党的坚强领导，在后疫情时代，属于我们的历史机遇才刚刚开始，不因时艰而挫其志，不为世险而敛其才，方能履艰危、渡时困，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王 志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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