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平安德阳经开区通报： 2023年4月5日，接上级公安机关指令，我局针对网传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电科）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不实信息一事，依法进行立案调查。
经初查，陈某龙（男，汉族，26岁）目前居住在德阳经开区，系网上发布不实信息者，此人从未有中国电科下属单位及关联企业从业经历。因此前向中国电科求职未被录用，心生不满，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虚设“CETC—软件开发课”“CETC成都事业部”2个微信群，虚拟CETC员工姓名、头像，捏造制作了多张“怒怼领导、发泄情绪”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发布在网络社交平台，引发公众热议，造成恶劣影响。
陈某龙故意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我局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陈某龙的事情，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但我们今天可以聊得更深入一点。
在管理学上一直有个说法，福特拯救了世界。
不是说福特造出来的汽车是变形金刚能暴打入侵的外星人，而是说福特在实操中首次成功引入了八小时工作制。
八小时工作制，可不是为了所谓的打工人福利，和道德也没半毛钱关系。
而是从非常理性的角度，经过多次博弈，让企业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的最优解。
为什么呢？
我们先听一段贯口。
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建立在流水线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组织方式和大批量生产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部分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注意，核心在贯口的后半部分。
福特主义补齐了之前泰勒制很大的一个短板，只有生产，没有消费。
要了解八小时工作制的威力，要先看看泰勒制。
泰勒是个狠人，他通过标准化和客观分析等科学管理方式，把经验为主的小作坊生产模式，升级成了更有生产效率的现代工厂模式。
熟悉管理思想史的大佬都听过的，搬运生铁的案例。
泰勒当时在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当总工程师，他发现手下有个75名工人的生铁搬运小组，每人每天装货约12.5吨。
泰勒觉得有更大的生产潜力。
于是，他把搬运动作分成很小的基本动作，有点现代教练帮助运动员提高成绩一样，逐项分析。
通过对工人的体能负荷、工作休息时间搭配、动作修正等等方面的研究设计，修改了搬运方式和规则，计算出每个生铁搬运工其实可以完成47到48吨的搬运。
注意，泰勒是计算出的，而不是凭感觉猜出来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计算，他挑选了一个叫施密特的工人。
这工人不是最强壮的，但是非常爱财，并且因为爱财所以特别听话。
施密特按照泰勒的指示，用新办法搬运生铁，果然一天完成了47.5吨的搬运。
于是泰勒把施密特的日薪，从1.15美元，提高了60%，变成1.85美元。
有了施密特的榜样，其他搬运工也就开始拥抱新方法，在收入提高60%的同时，搬运量提高了2.8倍。
工作量提高2.8倍，是不是听上去挺残忍的。
但泰勒的观念是，他不是要让工人拼命去搬超越自己生理极限的工作量，而是在通过教会搬运工如何干活，使工人省去了无用的劳动，从而提高劳动率。
泰勒自己非常注重劳动力再生，他想达到的效果是，工人能年复一年地正常地完成一个劳动日的最佳工作量，下班后仍然精神旺盛。
有一说一，泰勒制是每一本管理学都会提到的基础中的基础，但很多现代管理者都刻意的忽略了泰勒在劳动力再生方面的用心。
机智的大佬肯定也感受到了，泰勒制流行之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出现了一个经济危机的最大诱因。
按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说法：
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找不到需求。
按卡尔马克思的说法：
发生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说法：
十年一次的恶性循环，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
所以，福特制补齐了泰勒制的短板。
福特在在1914年提出每天工作8小时付5美元工资的举措。
高产量和高工资，泰勒搞定了，而福特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的是要有高消费。
要用制度的方式确保，打工人有时间和精力去消费这5美元。
有了消费，生产才有意义。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和道德没关系。
福特的出发点是，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他们就有额外的能力来买自己制造的产品，整个社会会从努力赚钱努力存钱，变成努力赚钱开心花钱。
那每个工人，都可以成为福特T型汽车的消费者，这是对内的。
对外，如果大家都卡在工作岗位上，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吃吃喝喝喝玩玩乐乐，那最后吸收就业占绝大多数的第三产业就没办法兴旺起来。
只有员工有精力去消费，去生活，经济才会发展，周边产业才能拉动，而这样能购买汽车的人群才会越来越多。
当然，光一个8小时5美元，没办法全面概括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对购买意愿的刺激，有下面这几个推动。
第一个，是工作稳定。
福特发现传统汽车制造因为工作强度太高了，工人流动性太高。
这里面有的是工人自己不想干了，有的是公司为了保持高工作强度主动开除的。
总归，福特公司最开始的人员流动率是每年370%。
引入高收入和八小时工作制后，福特的人员流动率降低到了只有30%。
站在企业的角度，逻辑是这样的，有了稳定收入，才会有稳定的家庭，而有了稳定的家庭就会诞生有责任感，或者说有羁绊的工人，这样工作意愿就会更加稳定，这本质上是个良性循环。
毕竟人一旦跳槽，带走的就不光是自己脑子里面的经验，也就是很多不可替代的know-how，更重要的是，虽然大家都说没有人是无法取代的，但是取代是需要成本的。
尤其是对于现代职业来说，分工很细，要培养一个同等水平、同等熟练度、同等知识体系和协同框架的员工，其实是要花时间经历的，而市场变动不等人。
那站在打工人的角度，工作稳定意味着收入预期是确定的，这样才能有长续的购买意愿。
如果一份工作自己不知道能做多久，那用存钱来压制消费就会成为理性的个人抉择。
所以，工作稳定带来稳定的收入预期，才会有购买意愿。
第二点，是心态稳定。
在福特主义流行之前，基本所有的西方工厂，都一副吃干抹净的心态。
比如当时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这22岁红线，让打工人的心态有了很大的变化。
自己能通过劳动交换收入的时间段，被鞋厂监工这些人明确的卡在了年轻的那么几年。
那打工人理性的权衡，就是能做的时候使劲做，能攒的时候使劲攒。
消费？是不可能的。
这些钱要存着在自己被高强度劳动市场抛弃后作为生活兜底。
当时美国就出现了神奇又有点熟悉的情况，社会生产力在提升，创造的财富其实也在提升，但财富不参与流动。
而福特给员工心态带来了一定的稳定。
不卷你们，提高生产力更多是通过流水线上技术升级来完成，而不是透支生理学体能上限做到，那这就不是吃年轻饭，赚的钱能拿来改善生活，因为以后也会继续赚到钱。
站在企业的角度，也就有了拥有丰富经验的员工，福特初期的废品率能高到什么程度呢？每10辆中就有一辆会出现车门打不开的问题。
在引入八小时工作制后，流水线整体废品率压倒了1%以下。
福特还有一个很具有穿越时代的观点，现代协作链条越来越长，每个环节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怠工，监管是很难发现的，而这种怠工随着链条传递会逐步累加，大大降低企业效率。
说白了，压过头的话，打工人总有办法通过摸鱼来弥补自己，八小时工作制就从底层心态上缓解了摸鱼状况。
既然福特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好，为什么西方世界也用了很长时间来拥抱这种先进制度呢？
因为福特的的这套逻辑能成立，是有个大前提的。
福特嘴大，吃得下。
福特汽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汽车选择，T型车在高峰期达到了美国汽车消费总量的60%，所以良性循环的社会风气会让福特公司享受到很大的便利，车卖得动了嘛，弥补自己推动8小时工作制带来的损失。
这涉及到商业博弈里面的一个经典例子，智猪博弈。
假设在一个猪圈里，一边是踏板，另一边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
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每踩一下踏板，另一边就会有10份的猪食进槽，但因为距离远，去踩的猪会让另外一只猪有机会先吃到落下的食物，比如2份。
那博弈格局就是这样的：
第一，都去踩，那大猪吃7份，小猪吃3份。
第二，大猪去踩，小猪抢先吃，3+2等于吃5份，大猪后来吃到5份。
第三，小猪去踩，那大猪吃7+2=9份，小猪一脸懵逼只有1份。
第四，大家都躺平，都不踩，那都是0份。
这时候小猪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搭便车，舒舒服服的等着大猪出于自己的利益去踩踏板，反正大猪炫的快，吃的猛，大猪去踩了也不会做太多无用功。
到商业世界大小企业博弈也是这样的，比如研发科技，可以给企业带来高利润，但成本也只有大企业负担得起，小企业更情愿等着模仿，吃下大猪剩下的边角料市场。
福特就是大猪，他能承担社会变革的成本，也拿下对应收益的大头。
可惜，随着商业发展，很多其他大猪，也选择了小猪策略，等着搭便车。
在保持过长的工作时间，压榨打工人的同时，享受福特这些引发的消费力热潮。
福特联合了当时一部分的巨头，想共同推进8小时工作制，但依然拦不住其他人搭便车的心。
怎么办呢？
只有从更高层面来。
江湖上很多人说，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罢工，达成了八小时工作制，其实是不准确的。
福特汽车是1914年开张的，他那时候还面临普遍的超长工作制，一直到1938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在全国范围内规定每周44小时的工作时长，才一定程度解决了越来越多搭便车的猪的情况。
所以，八小时工作制是一个打工人、企业、社会三方获利的模式。
同时，八小时工作制也是一个需要企业和社会共同落实制度化才能展现出模式优势的操作。
把搭顺风车的小猪给卡主，才能避免大猪也不乐于去踩踏板。
再把大猪里面那些躺在食槽旁边哼哼的赶起来，才能避免每头大猪都想占其他大猪便宜。
这些都是管理思想史第一章的内容，后续还有很多打补丁的理论支撑，比如福特主义后面衍生出后福特主义，比如从生产过剩到金融过剩，但能把第一章的内容吃透，都已经很考验技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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