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岁末，几乎长在出差路上了，见缝插针写文章，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没时间细读，甚为遗憾，仅能扼要叙述。
一、 朝鲜关于中朝边界的历史地图。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是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编撰的地理书籍。李朝世宗时代，按一定体系详细叙述了朝鲜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
我截录该书关于中朝边界的历史地图: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绘制的中朝边界东段
这本书因为成书较早，有些地方记载比较朴实。如豆满江（图们江）条：“女真语谓万为豆满，以众水至此合流，故名”。长白山条：“女真语谓善颜阿林，以白色的山峰，故名，胡（女真）人奉之为神山。”可见，在朝鲜李朝时代，朝鲜人尚未对长白山产生任何感情，只是把它当做“胡人（女真人）的山。”至于“白头山是朝韩发祥地”的说法是后来对领土有野心的半岛人提出来的。朝鲜《李朝肃宗实录》（十七年十一月丙寅）载：“长白山，胡人（满族人）或称白头山，以长白故也”。可见，“白头山”称谓来自中国满族，朝韩是沿用了满族对长白山的称谓。条目中的“长白山”是由金朝女真人定名。《金史·世纪》载，“长白山”一词最早由金世宗完颜雍使用，后世满语称“果勒敏珊延阿林”。清末，“韩人”把长白山贬称为“小白山”（不同于吉林市小白山）。据《长白汇征录·山川篇》记载：长白山“韩人称之小白山”。这是因为清末很多朝鲜人越境来到了中国东北，清朝要么驱赶返回，要么要求留下的人剃发易服，引起朝鲜人不满，故意把清朝尊奉为神山的长白山蔑称为“小白山”。
从朝鲜方面记载的条目内容可以得知，朝鲜在元末明初占据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一些重要地名出自满语，土地来自侵夺女真人曾经生活和拥有过的土地。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绘制的中朝边界西段
关于鸭绿江条，《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载，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其上游与中游皆流经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其下游自宽甸以下，水流平缓，河宽水深，并在“小朔州至州北于赤岛东”分为三流。“一南流汇为九龙渊，名为鸭绿江。水色似鸭头故名之。一西流为西江，一从中流，名曰小西江。至黔同岛复合为一，至水青梁，又分二堂，复与狄江合为大总江，入于西海”。我要强调的是鸭绿江中的岛屿归明朝所有。由于鸭绿江下游水流平缓，水流中的泥沙便沉淀于此，进而形成了沙洲与岛屿。面积较大的有威化、申胡水、黔同（替子）、于赤、兰子（滩子）、招募、鸟没亭等诸岛。其中以威化岛、黔同岛、于赤岛面积最大，土地最为肥沃，且距义州较近，被朝鲜称之为“三岛”。虽然这些岛屿属于明朝，但以“三岛”为代表的鸭绿江中岛屿对“生理艰难”的平安道边民来说是绝好的耕地，引来不少朝鲜人越境耕种，后来发生禁耕问题。
二、朝鲜进贡明朝的陆路和海路路线。
洪武二十年（1387年），元末期辽阳行省实际统治者太尉（开元王）纳哈出归顺明朝，辽东地区威胁解除。明朝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宣德二年（1427年）间在辽北、辽西、辽南等二十四地设置了三十五个驿站。这三十五个驿站的起点为山海关，终点北到开原，南到旅顺，从旅顺过海可以直达山东半岛的登州。驿站的设置方便了辽东地区与内地沟通，也为朝鲜陆路贡道形成打下基础。高丽使臣开始经由陆路入明或归国。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建李氏朝鲜。朝鲜王朝对明开展“事大外交”。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正式允许朝鲜使臣经由陆路朝贡。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朝鲜陆路贡道行程被确定下来。直至明末辽东陆路贡道被阻之前，朝鲜使臣都经陆路入明朝贡。
朝鲜使臣入明陆路贡道主要分为四个路段。第一路段为朝鲜国内路程，从汉城到义州，主要经过汉城-黄州-平壤-安州-定州-义州等地，约一千里。第二路段是义州到辽阳，此段有元代设于辽东的八座驿站，被称为东八站。这八个驿站由东向西分别为东昌驿-阳站-开州-斜列-龙凤-连山关-甜水-头馆，约四百里。此段山川耸立，河流萦绕，朝鲜使臣需连续翻山越河。由于明初辽东都司没有在此地设置驿站，毗邻此地的女真部族时常威胁朝鲜使团安全，导致这段路程使行条件最为辛苦。第三个路段是辽阳到山海关，大体行程为辽阳-鞍山-海州-牛家庄-沙岭-高平-盘山-广宁-闾阳-十三山-小凌河-杏山-连山-曹庄-东关-沙河-高岭-山海关，共十八站，约八百里。这段路程经过二百余里辽泽地带，除冬天外其余三季通过此地十分艰难。但因此地北临兀良哈三卫居地，广宁又是辽东都司众多官员驻地所在，守备极为严密，驿站建设也较为完备，因此朝鲜使团的使行条件较为良好。第四个路段是山海关到北京，路途为山海关-深河驿-抚宁县-永平府-七家岭驿-丰润驿-玉田县-三河县-通州-北京，共十站，约七百里。此段路程地势较为平缓，又属关内之地，防备较为严谨。此区域文化水平较高，经济较为发达，城镇较为繁荣，因此这一路段使行条件最为优越。
明朝初年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使臣主要经由海路前往明朝。海路有太仓航线和登州航线两条。太仓航线是宋与高丽海上航线的延续。大体路线为，从明朝京师（今南京）出发，通过长江口的太仓港渡过黄海，航抵朝鲜半岛西海岸中部的礼成江口，由此进入高丽都城开京（今朝鲜开城）。由于此条航线需横渡黄海，风险很大，发生多次事故。高丽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六年（1373年）两次请求明朝入明朝贡时走登州航线。即取道金、复州，渡渤海海峡，然后在山东半岛上的登州（今蓬莱市）登陆，取陆上驿路进入京师。但明朝直到洪武七年（1374年）或洪武十九年（1386年）始，才正式允许高丽使团使用登州航线。
朝鲜使臣经由陆路入明朝贡后，因东八站一带荒芜人烟，女真部族时常对朝鲜使团进行袭扰，所以其通行此地十分艰难。东八站一带地势呈东北-西南走向，从鸭绿江畔到辽阳城下，地貌中间高耸，两边低下，形成天然的分水岭。其间有许多大河与山谷，山势险、水流急、过河难。女真部族的首领不仅归附明朝，同时还和朝鲜保持交往，如果不能满足女真部族的需求，他们会采用劫掠辽东及朝鲜边境的方式满足自身需要。朝鲜世宗国王曾对臣下说，“野人（女真）性本贪婪…，但要得财，不顾其他。”因此，携带丰厚货物的朝鲜使团也成为女真劫掠的目标。
如建文四年（1402年），《李朝太宗实录》载，朝鲜西北面都巡问使李彬向太宗国王报告：“卢嵩至开州站，遇贼而还。卢嵩赍方物马匹，监生柳荣押易换马二百匹，俱至义州。时孙少卿为催督马匹，亦来义州，遂与之发向辽东。三月二十六日，至开州站，有剧贼二百余名，突出挟攻，尽夺进献方物及柳荣所押马匹。唯卢嵩所进别马二十匹，为牵马军所骑以走，独不被夺。孙少卿所骑马中箭，与嵩等皆走匿仅免。”
由于东八站地段使行条件艰难，朝鲜多次向明朝提出贡道南迁要求，但是遭到明朝拒绝。同时，由于女真与蒙古势力对辽东地区的威胁，明朝在景泰年间就已经对东八站地区进行建设。景泰二年（1451年），提督辽东军务的王翔提出，在连山关以东雪里站处修筑城堡，“拨军守把，防送使臣，保障军余屯种”，得到了明朝允。天顺八年（1464年），贺登极使黄守身向世祖国王汇报自己在明朝的见闻时说，明朝已经在伯颜洞至通远堡一带设立城堡、墩台，并开始向东八站一代移民。成化三年（1467年），明朝与朝鲜先后出兵征讨建州女真。辽东都司为防止女真人南下复仇，保护朝鲜使臣安全，遂于成化五年（1469年）四月，由韩斌组织开始在东八站一带修筑长城。长城西起距辽阳五十里的松鹘山东，北到抚顺千户所，东到朝鲜碧潼江边，共计五百余里。辽东都司计划在长城内每十里设一处烟墩“望贼变”，每三十里设一处“大堡”，并在堡内“常令军马三四百戍御”。当年十二月，正朝使吴伯昌向成宗国王汇报，辽东都司已在长城内修筑了五座城堡。
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成宗国王在与韩明浍交谈时得知了明朝“欲置镇于凤凰山，公牒已至辽东”的消息。弘治二年（1489年），“凤凰城和镇东、镇夷二堡，已如原拟筑完，其余二十二墩台次第修筑”。弘治九年（1496年），汤站城堡修筑完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朝修筑了九连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在九连城旧基上修筑了镇江堡，并派重兵把守。至此，东八站地带由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镇江堡、汤站城堡、凤凰城、镇东堡、镇夷堡、连山关及甜水站堡，东八站名副其实，朝鲜陆路贡道的路线最终确定。直至辽东贡道被阻之前，朝鲜再也没有提出更改贡道请求。
明朝恢复了东八站功能，修筑了长城与城堡以保障朝鲜贡道安全。但随着明代辽东武力持续废弛，朝鲜贡道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嘉靖年间，朝鲜李滉《退溪先生文集》卷四《与宋台史》说，“虏酋之辽塞，殆无虚岁。我国人贡道路阻梗，盖亦以此”。《李朝中宗实录》载，“入京诸路，不独东八站贼变之可虑，至于城内、阙内等处，今多劫掠”。明朝在东八站一带修筑的墩台城堡没能彻底改善朝鲜使团的使行环境。
明朝在东八站地区的举措带来了朝鲜平安道居民大量逃亡到明朝境内以及鸭绿江禁耕问题。另文叙述。
三、 明前期向朝鲜征收各种“别贡”。
中朝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宗藩关系。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回赐。
在正常的朝贡进贡物资之外，明前期向朝鲜索征“别贡”。明前期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一定负担。
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是沿袭元朝的旧习。元朝时曾向高丽不时索征处女。元朝每次向高丽索要的处女，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高丽王室为保证数量，在元索征处女时，往往下令禁止民间婚嫁，违者要惩处，甚至规定民间婚嫁须向官府申报。高丽被征索到元朝的处女，或做人妻妾，或为侍婢，最后老死他乡。
朱元璋曾有意与朝鲜联姻，由于朝鲜态度暧昧，不了了之。朱棣即位后，也曾表达过与朝鲜王室通婚的意愿。但李朝太宗李芳远不表态，暗地里匆忙将公主嫁人。对此，李朝大臣不解其意。太宗向大臣道出其难言之隐:“结婚中国，予所愿也，而虑夫妇相得，人情所难。又必中国使臣往来络绎，反扰吾民矣。昔奇氏入为皇后而一门杀戮无遗，安足保乎。”说到底，就是怕明朝像元朝一样通过联姻世代控制朝鲜国王。
李朝太宗国王不愿与明联姻，但明朝令朝鲜“别贡”处女却积极响应。朝鲜专置进献色官，“采童女，禁中（指朝鲜）外婚嫁。”太宗曾严令各道巡察司说：
前者不肯用心推刷，多有漏报者，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帖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
永乐六年（1408年），明朝从朝鲜所征处女入宫后，权氏最受永乐帝宠爱，封为显仁妃。其兄权永均被任命光禄寺卿，秩三品。“赐綵缎六十匹，綵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明朝向朝鲜征索“处女”，宣德以后明显减少，至正德皇帝崩而终止。
元世祖时，曾向高丽征阉人（火者）数名，充当内侍。后来有阉人被元朝任官后，“奉诏来使，复其家，官其族，恩宠至厚”。于是“残忍侥幸之徒转相慕效，父宫其子，兄宫其弟。又其强暴者，小有愤怨，辄自割势。不数十年间，刀锯之辈甚多。”
明朝向朝鲜征索火者，始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永乐年间，是明朝向朝鲜索征火者最频繁的时期。如永乐十七年(李朝世宗元年，1419年)正月，李朝世宗国王李裪即位，明朝派黄俨偕正使光禄寺少卿韩确、副使鸿胪寺丞刘泉“持节奉诰命来锡王命”。册封仪式结束，黄俨就向朝鲜宣谕永乐旨，向朝鲜“求火者四十人，并佛经纸二万张”，刚受明册封的世宗国王只好极力逢迎，于是年二月，遣使臣元闵生赴明进献火者20人，还有纯白厚纸18000张，纯白次厚纸7000张。
从洪武到正德，明朝一直向朝鲜征索火者，宣德以前颇为频繁。当时明皇宫内充斥朝鲜宦官，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经常代表明朝出使朝鲜。
明宣德时期向朝鲜索征的“鹰贡”。世宗国王基于“事大”考虑，下谕要求各地进献。宣德二年(1427年)，世宗国王令朝鲜图画院“摸画各色鹰子分送于各道，使之依图捕之，以备进献。”世宗九年（1428年）二月，颁布赏令于各道：“捕获者赏职:无职人初授八品，有职人超一等，贱人则给米五十石。”宣德四年（1429年），明宣宗给朝鲜世宗国王的敕谕中说:“王比遣使进海青、鹰犬，足见王之诚意。使回，赐王磁器十五卓。”至明英宗天顺年间，除鹰贡以外，明廷还要求朝鲜进献白雉、白鹿。成化初年还进献白鹊。
明前期大规模的鹰贡活动，并非完全出自明帝的意愿，往往掺杂皇帝身边宦官的私欲。宣德七年（1432年）十一月，朝鲜派使臣进献鹰等，宣宗皇帝上谕礼部:“朝鲜贡献频数，已非朕所欲，今乃献松菌及鹰，菌，食物也；鹰，何所用?珍禽奇兽，古人所戒。事谕其使，自今所贡，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鹰犬之类，更勿进献。”说明向朝鲜索求鹰贡多是明朝中官所为:“虽假处女、鹰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这些宦官不仅营己私利，中饱私囊，还为其族亲谋取非法利益。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宦官朱允端、韩帖木儿奉圣旨回乡。朱允端“回自其乡”后，要求朝廷授其“族亲六十余人职”，太宗国王只好“从允端之请也。”后又得寸进尺，要求升林州郡为府，升金堤县为知州。因“林州，朱允端之乡；金堤，韩帖木儿之乡”，李朝只好“从其请”。李朝对这些朝鲜出身的明朝宦官极为憎恶,对明廷派他们出使朝鲜极为不满。
朝鲜使臣也与明朝宫内朝鲜宦官相互勾结进行贸易活动。史载:李朝使臣“凡赴京之行，贸易之物，公私纷扰，未有纪极，其搬运之弊，不可胜言”，引起明朝的极大反感，甚至认为“朝鲜人非为贡献，其实为贸易而来。”到嘉靖后期，明宫中索征的朝鲜宦官相继死去后，朝鲜宦官对明代中朝关系的影响也随之消失。
四、 明朝免去朝鲜金银岁贡。
朝鲜向明进贡的贡物有“金银器皿、螺钿梳函、绵绸各色苧布、龙文帘蓆各色细花蓆、豹皮、獭皮、人参、黄毛笔，白绵纸、种马每三年五十匹（近有加贡不在种马之数）。”其中朝鲜向明朝进献的方物中的金银器皿有明确的数量规定：“每岁贡献黄金一百五十两，白银七百两。”朝鲜金银产量十分少，朝鲜不得不一方面在国内积极开采金银矿，限制国内金银使用，必要时要求国内官员进献。另一方面不断遣使明朝请求免金银岁贡，代之以其它土产物品。
朝鲜贡金
朝鲜太宗九年（1409年）一月，遣知议政府事契眉寿到明朝贺圣节，带两道咨文，其中之一为：“任土作贡，古今令典。本国每遇进贺节期，年例备办金银器皿、苧麻细布、人参花席等物进献。为因金银，本国自来不产，前元客商往来，兴贩到些少金銀，不数十年间，用度罄尽，今后凡遇上项节期，本土不产金银器皿，将似难备。乞将土产物件代备，进献相应，烦为闻奏，明降施行。”契眉寿到京后，遭到尚书趙羾拒绝，奏章并没有呈给明成祖，此次出使并没有达到免金银岁贡的目的。
朝鲜世宗时代，又多次上表明朝，请求免去金银岁贡。世宗十一年（1429年）七月，世宗派遣亲弟恭宁君李裀为正使，都总制元闵生为副使出使明朝。
恭宁君李裀等八月出发十月到达北京，明宣宗极为厚待，“赐以衣四袭、表里十套、笠子金犀带各一腰、银一百两、钞一千张。”针对朝鲜请免金银岁贡一事，六部商议之后，吏部尚书蹇义上奏明宣宗：“此乃高皇帝成法，不可改也。”反对免朝鲜金银岁贡，明宣宗则因“朝鲜事大至诚，且远人之情，不可不听。朕已敕许蠲免，毋庸固执。”准许免金银岁贡。明宣宗又对身边侍臣说“朝鲜僻远，朝贡之使数至，其贡物率用金银，此岂小国所能常有。其以赦谕国王，今后贡献以土物效诚足矣。”许敕免金银之贡，以土产物品替代金银。世宗十一年（1429年）十二月计禀使恭宁君李裀，奉赦回自朝鲜，明敕谕朝鲜曰: “览表具悉。金银既非本国所产，自今贡献，但以土物效诚。”这次的朝鲜使臣的出使使朝鲜免除了金银岁贡。
明宣宗免除了朝鲜的金银岁贡，解决了朝鲜在经济上的一大问题，促进了中朝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发展。
结论：由于明朝对朝鲜实行“事大字小”的封贡政策，中朝关系相对稳定和友好。但朝鲜和明朝边界一带一直存在各种问题。明朝出于重视和保护朝鲜使臣入贡，在东八站地带筑长城和城堡，却引起了“鸭绿江禁耕”等问题。虽然有“别贡”的波折，但也有免金银岁贡的善意，总起来讲，朝鲜进贡之路虽经常受女真袭扰，中朝的宗藩关系在女真正式崛起之前还算是比较平稳和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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